一、韶峰

 

2005年8月，作者之一应邀到湖南省湘潭市，为湘潭大学商学院暑期经济学试验班讲授“制度经济学”。湘潭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故乡，因此当然要抽空去瞻仰他的出生地“韶山冲”。韶山是一个县级市，韶山冲实际上是韶山乡韶山村的一个山沟。参观完韶山冲之后，我们一行人去爬北侧的韶峰。韶峰不仅风景秀丽，据说还颇有天地灵气，因为它绵延起伏的山岭好像是一条卧龙。

 

在通往山顶的路上，我们多次碰到不少卖口哨的小孩。当地人把这种用嘴一吹就能模仿各种鸟叫的玩意叫做“鸟笛”。我们问其中一个卖鸟笛的小孩：“多少钱一个？”他爽快地回答：“三块！”我们砍价：“五块钱两个卖不卖？”他反应很快：“不行，两个要六块。”经过讨价还价，我们用十块钱买了四个。我们问他们几岁了，两人一个说七岁，一个说十岁。问他们上学了没有，回答是七岁的没上，十岁的上了二年级。正常情况下，七岁应该上学了，而十岁应该上三年级了。继续往前走，在一个亭子边，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摆了鸟笛的地摊，但是没人。我们刚拿起一个鸟笛想看一看，冷不丁路边就窜出一个小孩，冲我们喊一声：“鸟笛三块，便宜不卖！”我们扭头一看，是一个很小但是看上去很“精明”的小女孩。一问才知道，她刚五岁，这真令人惊讶。五岁的小孩子就可以独立做生意了！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在家里干农活毕竟跟在市场上卖东西不同啊。

 

从韶峰回来后，我们就想，如果一个小孩不读书都可以赚钱，他会不会就对上学不那么感兴趣？对于老百姓来说，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是改善自己生活状态的一种途径。如果少受教育或者不受教育也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那么他们投资于教育的积极性就会下降。直到今天，九年制“义务”教育还主要是老百姓的义务，而且“学费”（美其名曰“杂费”）仍是广大农民的沉重负担。上了学不一定能考上大学，考上大学不一定能交得起天文数字般的学费，等到大学毕业了又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这就是现实。因此，一方面，商品经济的活跃使适龄学童赚钱越来越容易；另一方面，学费越来越贵，上学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两种效应加在一起，很可能导致更低的入学率和更高的辍学率。

 

对于韶山这个地方来说，小孩子能赚到钱主要还是靠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资料表明，从1990年起，韶山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从事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目前，该村的经济收入85％来自旅游业，1997年该村就成为湖南省最早的“小康村”之一。韶山市除了毛泽东故居和纪念馆之外，还有韶峰和滴水洞等自然和人文景观。现在，韶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韶山风景名胜区占地规模70平方公里，总保护规模42平方公里，共有7大景区82个景点。

 

于是，我们心生疑虑：如果小孩子都可以依靠旅游业赚钱，那么这会不会对韶山市的教育产生负面影响？从理论上讲，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小孩子的机会收益，而学费居高不下又提高了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因此家长和小孩会缺乏足够的投资教育的激励。旅游业的收益结构会导致当地人扭曲地配置他们的人力资本，即过多地将人力资本投资于商业而不是教育。一个直觉是，韶山旅游业目前的发展方式可能会导致本地教育水平的落后。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二、韶山、湘乡和湘潭

 

为了检验我们的猜想，我们找了湘潭市及其下属的韶山市、湘乡市和湘潭县等四组数据。湘潭市是一个地级市，韶山市、湘乡市和湘潭县同属该市的县级区划。从人口数量上看，韶山、湘乡和湘潭（县）分别为大约10万、90万和110万，三地加上市区就构成整个湘潭市的人口约282万。我们的目的是，对比一下四组数据，看是不是旅游业发展越好的地方教育质量就越差。

 

我们用三个指标度量教育质量：初中生升高中的比例、高中生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和全部基础教育类学生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采取以上三个指标的理由是这样的。目前，只要上了小学，基本上都是直升初中，但是初中升高中就存在激烈的竞争。因此，初中生升高中的比例最能反映当地的教育质量。但高中学校较多的地方升学率可能就较高，因此我们同时将高中生占当地人口总数的比例考虑进来。此外，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教育质量，我们还考虑了全部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中专生这四类属于“基础教育”的学生数量占当地人口总数的比例。为了分析旅游业与教育质量的关系，我们用第三产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旅游业的产值来度量学生的机会成本。同时，为了剔除经济水平对教育质量的影响，我们提供了当地的GDP和人均GDP作为辅助指标。根据收集到的数据，我们将整个湘潭市、韶山市、湘乡市和湘潭县四地的经济与教育情况整理成下表。

资料来源：2005年各地统计公报和湘潭市教育局资料

 

上表显示，韶山市与湘乡市和湘潭县相比，第三产业比重最高，旅游产值最高，但是教育质量却最差。从2002年到2005年，韶山市的初中生升高中比例都明显低于整个湘潭市的平均比例，而且差距越来越大。韶山市与同一行政级别的湘乡市和湘潭县相比，除了2002年和2003年比湘潭县略高外，其余几年的“初升高”比例也都最低。而且在三个地方中，唯独韶山市的“初升高”比例在下降，其他两个地方都在上升。无论是高中学生人数占当地人口总数的比例，还是全部基础教育类学生人数占当地人口总数的比例，韶山市都是最低的。再看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以及旅游业的产值，我们发现韶山市都遥遥领先于湘乡市和湘潭县。但韶山市并不是因为贫穷导致对教育投入不足，相反，韶山市的人均GDP在三个地方中最高。根据我们从湘潭市教育局查到的资料，韶山市的人均中小学占地面积和校舍建设面积和湘乡市差不多。湘乡市2004年成为湖南省经济十强县，但是该市教育质量也最高。因此，韶山市的低升学率和低在学率与财政没有相关性，但却与旅游产值呈正相关性。这就证明，旅游业发展得越好，小孩子越是容易赚钱，那么当地的教育质量就越是堪忧。进一步推测，韶山市在2003年以后教育质量进一步下降，这可能跟这几年“红色旅游”迅速发展有关。

 

上述数据支持了我们提出的“旅游越好，教育越差”的猜想。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出的也仅仅是一种“猜想”。因为影响当地教育质量的因素可能很多，而我们有可能没有注意到其他重要因素，比如历史、交通、风俗以及与教育有关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等。此外，也有可能是统计数据有偏差，或者样本太小。我们相信，韶山作为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诞生地，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处，当地政府一定能逐步改进教育质量。

 

三、会宁和香港

 

风景名胜作为旅游资源，只是资源禀赋的一种。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一般性资源禀赋的作用，它到底是“上帝的天粮”还是“魔鬼的粪便”？近年来，“资源禀赋是否真的有利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热门话题。《茶座》第19辑和第20辑曾经有两篇文章探讨过这个问题。[①]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资源对经济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制度，好的制度使丰富的资源给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坏的制度使丰富的资源给经济发展带来魔鬼的诅咒。

 

是的，制度是重要的。但本文并不讨论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是主要讨论资源禀赋（以旅游资源为例）与人力资本（以教育为例）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决不是认为资源禀赋好，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就一定低。重要的是，资源禀赋会改变一部分人的收益结构，进而改变其人力资本投资激励。如果资源禀赋提高了学生的机会成本，那么就会扭曲人们对教育的投资激励，就需要好的制度来引导资源禀赋的作用。相反，如果资源禀赋不改变学生的收益结构，那么就谈不上对投资教育的激励扭曲。宋、明、清三代，才子多出江南。因为江南风光旖旎，适合修身养性和吟诗作画，同时作为鱼米之乡，也为学生们进一步深造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仍属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好山好水不是用来卖钱的。富人家的孩子不需要靠卖旅游产品来赚钱，穷人家的孩子又上不起学，因此当时的资源禀赋本身不会对投资教育的行为造成激励扭曲。

 

解放后直到1990年代，穷人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那一段时期，学费很少，因此对于那些穷山恶水的孩子们来说，读书上进成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所谓“自古英才出寒家，从来纨绔少伟男”，实际上就是说穷人的孩子投资于教育的机会成本低，因此比较刻苦，而富人的孩子情况相反。甘肃省会宁县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会宁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西北著名的高考“状元县”。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会宁向全国各类大中专院校输送了 4万余名学生，其中光是硕士以上学位的就有500多人。会宁的教育质量如此之高，当地人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我们相信除了当地良好的学风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地孩子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低。不读书也赚不了多少钱，你总不能指望七八岁的孩子去沿海打工吧？读了书，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就在眼前，因为前面有那么多的好榜样。我们担心的是，1990年代以后，当地大部分农村青年都到外地打工去了，上大学又那么昂贵，长此以往，那些考不上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会不会因此而放弃他们求学的理想？但愿我们是杞人忧天！

 

与会宁相反，香港可能是另一个极端。凭借天然良港的黄金位置，加上完善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香港年轻人投资教育的机会成本肯定是相当高了。估计一个大陆本科生能挣到的钱，也就相当于香港一个高中生吧。因为投资教育的机会成本太高，所以香港本地年轻人喜欢读书的少。我们接触过不少香港教授，他们都感叹，香港有一流的大学老师，但是却没有一流的本地学生，而大陆则恰好相反。据说港府规定，凡是多招一个大陆学生，就必须配套多招一个本地学生。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安排，相信香港的大学将会坐满大陆的学生。当然，香港凭借其体制上的优越性，吸引和利用的是全球的人才，本地人对教育的投资不足可以被政策优势所弥补。这也从相反的一面给我们提供启示，如果那些依靠资源禀赋特别是旅游业发展起来的地方，能够制定好的政策，将经济繁荣的成果注入到当地教育业中，限制学生辍学，鼓励家长投资教育，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一定可以做到“教育与经济齐飞，人杰与地灵并存”！

 

作者简介：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雅竞，湘潭大学商学院2004级本科生。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4期（总第2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