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

每年6月底到7月初，正是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总有人会向我这个大学教授咨询选大学或选专业的问题。不过，跟前些年相比，这几年奇葩问题越来越多了。比如，有家长问，文科是不是靠死记硬背？还有家长问，听说家里没背景就不适合学经济管理？我不知道（其实知道）这股污名化文科的歪风从何吹来，但总希望有一些专家出面澄清这些对文科的误读甚至是亵渎。

前几天，我拿到马亮教授的新书《学术祛魅：实证研究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觉得这可以成为一本为文科“正名”的著作，虽然作者的本意可能是为文科“祛魅”。这本书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地介绍了社会科学是如何做研究的。简单地说，解释了为什么社会科学可以称为“科学”。这里说的社会科学，是狭义的“文科”，包括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不包括文史哲等人文学科。

在内容安排上，本书先介绍了什么是实证研究方法，然后顺次介绍如何寻找好的研究选题，如何撰写文献综述，如何构建理论，如何测度变量，以及如何进行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最后还介绍了学术规范与研究伦理。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科学研究必备的技能，不仅适用于社会科学，其实也适用于自然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科中的社会科学，是可以称为“科学”的，因为它是靠逻辑和数据说服人的，不是靠死记硬背的！

这样说也许有点抽象，让我举个例子。马亮教授在书中提到，中国基层很多单位，正式编制可能有20个，但是雇佣的编外人员（劳务外包或临聘）可能有上百个，这就有点令人奇怪。更令人奇怪的是，稀缺的20个编制还没有用完，只用了15个。为什么在编制高度稀缺的体制内单位，有正式编制不用，却大量雇佣编外人员呢？这个编制倒挂的现象蕴含了一个有趣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我一向认为，“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试问，这样的社会科学问题，能用死记硬背来分析吗？

当然，实证研究或者量化研究并非新方法，介绍量化社会科学方法的书应该不少。但马亮教授撰写的这本书，我认为值得信赖、值得推荐。原因如下。

第一，马亮教授学术水平高，学术发表好。研究水平高的人，才有资格写教人如何做研究的书。马亮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算是我的前同事，去年调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公共管理学界有所谓的TOP 5期刊，马亮教授在其中的四本顶级期刊（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Management Review、Governance）上都发表过论文，这是国际一流的发表水平。他还兼任知名学术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联合编辑，《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副主编以及《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编辑。毫无疑问，一个不仅自己能发论文，还能挑选好论文的人，在做研究和写论文方面一定有过人之处。

第二，马亮教授文笔好。研究做得好，还（更）要写得好。畅销书《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社会科学理论的命运取决于其传染性，而不是其正确性。换句话说，文笔好，能引人入胜，才能做到“文以载道”。马亮教授不仅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而且发表了几百篇评论文章。当年，我们一起在某国家高端智库共事时，我戏称他为“神笔马亮（良）”。因为他写的文章太多了，以至于某年奖励评论文章（非学术文章）时，我不得不专门规定一个奖金上限。这个上限，就是为了给马亮教授“限薪”。

第三，马亮教授长期讲授相关课程，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虽然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人不少，但是能给别人讲清楚如何撰写并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马亮在人大和北大任教时，都曾给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的学生讲授《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课程。我相信，他一定收获了很多好评以及反馈意见。

第四，马亮教授拥有很好的跨学科背景，因此本书的通用性很强。论量化分析，经济学肯定在社会科学中独占鳌头。但马亮教授不是经济学者，他是公共管理学者，其研究领域涉及数字政府、政府创新和绩效管理。如果公管学者都能成功地普遍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或量化分析方法，那么其它社会科学的学者也可以成功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非经济学者传播如何进行量化研究，比经济学者传播更有说服力。

当然，本书除了量化分析，其实还介绍了定性研究。例如，他在本书中介绍了如何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来进行多案例研究。他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不同地方对于网约车的管制程度不同？以我的观点，会将地方政府对待网约车的现象解读为政企关系，那么为什么有的地方出现了政企合作，而有的地方出现了政企合谋呢？有兴趣的读者，请查看本书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