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在十八大之后出现上述两个重要转变？官员的行为和绩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因此理解官员的治理机制对于理解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非常关键。然而，目前经济学文献很少关注十八大之后中国官员治理机制的重要变化及其原因。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研究思路

要理解十八大之后官员治理机制的重要转变，首先要考虑到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即中国加速进入“数字时代”。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AI）等新型数字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信息收集能力和信息处理成本，降低了监督成本，因此减少了上级和下级、中央和地方或者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经典的企业理论或者广义的组织经济学把信息结构当作组织设计的核心因素，因为信息结构会改变组织结构、激励机制和组织绩效。因此，中国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的背景，为理解十八大前后官员治理机制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诠释视角。

从基于组织经济学的理论直觉上讲，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可能会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

一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考核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委托人只能通过代理人的产出来推测其努力水平，因此在治理方式上会强调激励，包括物质激励和晋升激励。当信息不对称减少时，委托人不仅可以观测到产出，还能部分地观测到努力。于是，为了降低激励成本，委托人会加强监督，减少对产出信息的依赖，即从强调激励转向强调监督。

二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考核内容从单一指标到多元指标。数字技术降低了监督成本，使得委托人可以从多个维度收集代理人的努力和产出信息，根据多样性预测定理，委托人可以更加精准地度量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从而提高激励效果。

为考察数字时代官员治理机制的变化，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上级政府和下级官员的组织经济学模型。在模型中，作为委托人的上级政府同时关注发展与安全。上级政府只在安全方面投入努力，下级官员同时在发展和安全两方面投入努力。然后，我们比较了三种典型的考核机制：发展导向契约、安全导向契约和多任务契约。

三、主要结论

首先，在发展导向契约和安全导向契约之间，发展导向契约严格优于安全导向契约，除非安全负外部性非常大，或者出现安全事故的概率非常高。

其次，如果委托人采用同时注重发展和安全的多任务契约，那么委托人一定会对代理人实行安全事故“一票否决”的考核机制。

再次，在发展导向契约和多任务契约之间，比较静态学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导致的监督成本和发展导向之间是一种倒U型关系。当监督成本非常高时，委托人应该采取发展导向的考核机制；当监督成本属于中等程度时，应该采取多任务的考核机制；当监督成本很低时，应该采取发展导向的考核机制。

此外，安全事故带来的负外部性越大，委托人越是倾向采取多任务考核机制；反之，当安全事故的危害或者发生事故的概率足够小时，委托人应采取发展导向契约。

四、主要贡献

第一，本文将信息技术与治理机制结合起来，从而为治理机制文献提供了新的视角。

传统的治理机制把信息不对称当作前提，研究如何减少道德风险问题或者敲竹杠问题。有少数文献关注了数字技术对信息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影响，但信息结构仍然是外生的。一方面，本文在传统治理机制中引入了信息技术，并且内生了信息结构。另一方面，本文重新强调了监督的价值。

第二，本文从动态角度拓展了激励机制与绩效考核文献。

经典的激励机制几乎都是线性报酬机制，只有少数文献关注了非线性报酬机制。然而，现实中非线性报酬机制非常普遍。它包括目标奖金、混合激励契约，以及在中国普遍实施的目标责任制。

本文讨论了一种特殊的非线性激励机制，即一票否决机制，并证明了其有效范围，论证了考核机制的内生变化（三个阶段），为经典的多任务代理框架以及官员的多任务代理文献提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第三，本文从官员考核的角度丰富了中国官员治理的文献。

有效的官员治理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已有文献主要聚焦于官员竞争与晋升、官员流动、官员任期以及官员廉洁问题，很少有文献考虑官员的考核机制，本文聚焦于官员的考核机制，并为此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与已有文献形成了互补。

五、政策启示

一是在实际工作中不能泛化“安全”风险。代理人如果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应对安全风险，就会挤出发展努力，从而适得其反。

二是避免“一刀切”式的官员考核机制。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了不同的官员考核机制，政府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实施差异化的调整考核机制。

三是审慎使用“一票否决制”。过度使用“一票否决制”可能带来副作用，如导致官员在安全方面投入过度努力，削弱官员发展经济的激励和动力。

四是上下级政府间的权责分配应与政府行政能力相匹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分工，中央政府可以在发现安全隐患方面承担更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