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很多人在讨论无人驾驶出行平台“萝卜快跑”的事情。据说百度投资的这个自动驾驶平台，已经在武汉投放了400多辆网约车，未来打算投放1000辆，前几天遭到武汉网约车司机的集体抵制。很多网友给我留言，希望我评论一下。但是我正在南方出差，没有整块的时间思考和写作，只好将就写几点零散的评论，“以飨读者”。

（1）面对人工智能（AI）在无人驾驶方面的应用，一个叫冰川思想库的媒体机构正打算组织一场辩论。在我看来，这样明显会导致大量失业甚至是社会危机的事件居然值得辩论，简直是学者的耻辱。不过细想一下也很正常，毕竟当今学界有良知的人不多，有良知又有勇气说话的人更少。辩论有时成为一种秀场，不是秀自己懂得有多少，而是秀自己书读得有多“少”，胆子有多大，观点有多惊悚。因为“无知者无畏”嘛。

（2）几十年前，学界不也为一些明显是常识的问题争得不亦乐乎、你死我活？最近，有人提醒我们，中国人的好日子其实才过了20年。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经济学者和其他学者在学术良知和道德关怀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我在读本科时（1990年代末期），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就在《经济学消息报》上撰文，直言“经济学家不需要讲道德”，因为经济学只关心效率。那个年代争议这个问题多少还有意义，毕竟当时大家也不认为环境保护、收入平等有多重要，如同几十年前企业不认为社会责任、ESG有多重要。但世易时移，时代毕竟进步了，可惜很多学者的良知就像植物人一样难以唤醒。

（3）有人说，整顿教培、房地产都会导致大量失业，怎么这次搞点无人车试点，你们就如临大敌？首先，我从来不认为禁止课外辅导是一件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其最终效果很可能是让少数富人受益，少数穷人躺平，中间阶层偷鸡蚀米。其次，无人驾驶网约车对就业的冲击与之前所有政策都不相同，并且后果极为严重。教培没了，地产崩了，无数失业者还可以去开网约车、送外卖、送快递。简单地说，网约车是失业者最后的希望，是他们的生命线，也是社会稳定的防护网。如果AI消灭了网约车，请问失业者还能干什么？短期内哪里能创造出这么多就业岗位？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截至2023年12月底，网约车司机注册量达657.2万人，仅2023年就新增网约车司机148.2万人！当下，中国从事零工经济（网约车、外卖、快递等）的人大概有2亿，哪个国家哪个行业能容纳这么多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养家糊口的中青年就业大军？

（4）韩寒说过，中国人不在乎公平，只在乎自己是否在不公平的格局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学过经济学的人都应该懂一点一般均衡原理。通俗地说，在就业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上，不管你是富豪、官员、中产还是穷人，大家是“唇亡齿寒”的关系。经济增长才能为底层提供广阔的就业机会，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才能让富人和中产们安然享受美好生活。社会动乱最先冲击的，是那些并不掌握合法暴力的有产者，毕竟无产者只是失去了锁链而已！一个“互害”的社会才是最糟糕的，而“互害”的直接动因就是失业。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要高度重视青年人的失业问题。最近几年，经济面临下行趋势，某些地方的社会治安水平也面临下行趋势。各位，多多保重吧。

（5）这几年，学者们都在为以AI为代表的技术进步高唱赞歌，毕竟唱赞歌才能发（中文）论文。但是，在西方社会，无论是经济学界、法学界还是社会学界，很多知识分子、学者都在反思AI的负面效应。然而，在中国，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公开批评AI或者数字经济。怪哉？不怪。对于习惯于犬儒状态的中国学者来说，要让他们批判社会并且为此放弃发表论文的机会，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6）我多次说过，经济学者要多读书。但是，为了孜孜不倦地证明因果关系，经济学者把太多时间浪费在写数学模型、做计量检验上，哪里有时间去读书啊。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曾经犀利地指出：“中国的经济学家——水平差的不谈——水平好的经济学家和外国经济学家写的书比起来索然无味。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专业上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国外的优秀经济学家们非常之博学。知识面太窄了，书写得没有味道，人家怎么能爱看呢！”在读书方面，经济学家真的要多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教授、当今世界上最火爆的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学习。你看他的书，就会发现自己的知识有多狭隘；当然，如果你看他的论文，同样也会发现自己的数学水平和计量水平有多差劲。

（7）下面是重点。在AI问题上，我觉得中国人最应该读一下Acemoglu的《权力与进步》（Power and Progress）。他在这本书中认为，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表明，虽然很多重大技术可能提高了生产力，但是并没有给底层的农民、工人带来多少好处，甚至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技术能否造福人类，取决于其发展方向，而发展方向取决于力量对比。只有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才能确保力量对比的平衡，并最终实现“技术向善”。以自动化作为主要驱动力的AI给企业主带来了一定的利润；另一方面，AI并没有改善工人的利益，反而加剧了低技能工人的失业，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加剧了劳动者群体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为什么技术未必带来共同富裕呢？因为技术发展的方向往往偏向于资本，而不是偏向于劳动者。要想让技术造福全人类，就必须让AI等重大技术在发展方向上首先要关注其“有用性”，而不是成本最小化。换言之，要让技术成为劳动者的助手，而不是成为劳动者的替代者。

（8）最后，我把杨小凯先生生前的一段话送给大家。这段话出自杨小凯教授和林毅夫教授在2000年初的一次辩论。林毅夫作为北大《经济学季刊》的主编，将杨小凯对自己的尖锐批评文章刊登出来，这种雅量和气度恐怕也无法再现了。这段话如下：

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1956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20世纪90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找不到系统的记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涟用记者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来源：杨小凯，2003，《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回应》，《经济学季刊》，第二卷第4期。官员杨小凯先生的事迹，请参考聂辉华，2003，《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经济学家茶座》，第12辑）。

（9）最后的最后，按照我在B站节目的习惯，出一道思考题：请问大厂为什么不用先进的AI技术取代公务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