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演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简单地说,是经济制度决定了政治制度。
然而,当今世界最火爆的经济学家、MIT(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Acemoglu(俗称“大A”)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与合作者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框架,核心观点是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逻辑是,政治制度决定了法定的(de jure)政治权力,资源分配决定了事实的(de facto)政治权力,然后两者共同决定了经济制度。尽管事实权力是重要的,但它往往是暂时的;而法定政治权力是持续的,并且它决定了政治议程。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决定了当期的经济制度和下一期的政治制度,而利益集团的博弈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由法定的政治权力决定。他还认为,这种政治博弈是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存在要命的承诺问题。要解决承诺问题,就必须重新分配政治权力,这导致了下一期的政治制度改变。
大A的理论框架简洁有力,典型案例和跨国回归更是顺手拈来,加上著作等身(他身高1米9!),辩才无碍,因此成为无数经济学者心中“永远的神”(YYDS)。基于学理逻辑的严谨性,年轻时我一度认为他是对的。
认知是年事的函数。基于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思考和对国际形势的理解,我现在倾向于认为,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相互关系上,马克思的观点是渐进有效的,而大A过于乐观了。中国最主要的发展经验,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以中国的扶贫成就为例,这应该是近年来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可惜中国经济学者却没有总结出一套可以推广到世界的一般理论。但了解国情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扶贫不是靠什么RCT(随机控制实验),更不是靠给穷人发帐篷、给失学儿童补课,而是靠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并非一开始万事俱备,而是先开启市场,做大增量,然后再规范制度,进而促进更规范的发展。说白了,就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成功总结出这一经验的学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华裔学者洪源远。她的《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值得所有主流的制度经济学者反思,更值得试图“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国学者反思。最近,伦敦商学院教授Edmans提出“做大蛋糕”的思维。他认为劳资关系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企业通过ESG或CSR可以和员工、供应商、客户、社区以及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一起做大蛋糕,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分配。本质上,做大蛋糕的思维就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曾经提出了一个不那么“激进”的观点:财产权利决定自由。他的逻辑是,人类要走出霍布斯丛林,就必须分工合作,而分工的前提是拥有私有财产。然而,私有财产本身是一种政治制度,把它当做市场交换的前提,依然是本末倒置。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特别是当下的疫情困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一个水一般朴素的道理:市场经济才是自由的保障。只要允许中国发展经济,就不会出大问题;什么时候不重视经济了,那才会出大问题。有了经济这块压舱石,中国民族这艘诺亚方舟就能一定走出惊涛骇浪。
我在读初中时,政治课本的一个重点就是邓小平理论。那时,“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这些朴素的大道理风靡一时,而那时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这绝非偶然。窃以为,邓小平留给后人的最重要遗产,就是务实的发展思想。
让我们重温党的基本路线: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邓小平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我觉得,应该不止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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