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21年12月18日，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王安石是我们江西省抚州市的老乡，也是抚州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和“代言人”。抚州过去叫临川，因此王安石也被称为“王临川”。在我的老家，“荆公故里”江西抚州，昨天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纪念活动。我自己回抚州时，多次一个人在王安石纪念馆逗留，每次都心潮澎湃，神思遐想，久久难以平复。

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唐宋八大家”，曾经是文友，后来成政敌。一个让人敬畏，一个让人偏爱；一个立志改革，试图建立千秋功业，但毁誉参半，一个偏向保守，但延续文脉、传承精神。我在微博上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来生可选，请问你愿意做王安石，还是愿意做苏东坡？这恐怕是知识分子艰难的抉择。

今天，我重新翻到2019年读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时的一篇读后感（《顺境更要读东坡》），里面有一段话，今天读来依然颇多感慨。如下：

【北宋从1069年王安石变法到1101年苏东坡逝世，三十年里换了神宗、哲宗、徽宗三个皇帝，中间还有三个有影响力的太后。每一次最高权力转移，都是一次“新党”和“旧党”的权力轮换，就象翻烧饼一样，而苏东坡的命运也象烧饼一样忽上忽下，在生死之间轮回。神宗推行新政，苏东坡作为反对派被贬职，在他入狱受审时仁宗的皇后、神宗的祖母救了他的命；哲宗幼年即位，英宗的皇后、哲宗的祖母高太后摄政，他从贬职变为重用，一度担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后主动外放担任定州太守；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再度重用新党，他二度被贬，从定州太守被流放到广东大庾岭以南（岭南）的英州太守，途中圣旨又将其贬为惠州司马，刚到九江时圣旨又将其降低官阶，最后又将其贬为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徽宗继位后，太后摄政（神宗的皇后），旧党受重用，苏东坡被召回重用，先后担任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年）朝廷大赦，苏轼再任朝奉郎，第二年于北归途中在常州逝世，享年64岁。难能可贵的是，苏东坡不仅在逆境时仗义执言，抨击时弊，而且在顺境时光明磊落，不对政敌打击报复。而且，他绝不“因人废政”，在高太后摄政后，司马光任宰相，将新政完全推倒。但是他反而要求保留新政中有价值的“募役法”（类似于雇佣兵制度），为此与司马光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司马光去世后，苏东坡如果看重权力，以他当时的声望，宰相之位唾手可得。但他居然再次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决心以实干家的面目回应朝廷非议。】

我想说的是，其实不管是推行改革还是坚守旧制，各有各的道理，也许都是当时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但最糟糕的，一定是在“新政”和“旧政”之间翻烙饼。这不仅导致政局不稳，而且严重扰乱了预期，人为破坏了社会和经济秩序。更何况，象北宋这样，30年里翻了四次烙饼的，我估计历朝历代都不多见。这种瞎折腾，北宋不完才怪！幸运的是，当代执庙宇者，深得黄老之术，唯有“不折腾”，才有科学发展。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字当头”，可谓异曲同工。但愿2022年，我们老百姓都有稳稳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