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里巴巴性侵案看“酒桌文化”潜规则-聂辉华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按】“酒桌文化”长年存在于华人及日韩社会，这种与隐性权力有关的潜规则，因阿里性侵丑闻再次在中国引发热议。到底“酒桌文化”从何而来？我们有可能摆脱这个“陋习”吗？

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日前爆发性侵丑闻，有员工公开指控在酒局后遭上司性侵，引发社会对“酒桌文化”的讨论与批评。

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文批评性侵事件，呼吁要铲除“酒桌文化”等潜规则问题，不过有学者直言，要杜绝“酒桌文化”不太可能，但希望透过讨论让社会意识到“酒桌文化”是个“陋习”，并建立更健全的社会制度，才有机会减少酒桌次数。

“酒桌文化”泛指通过敬酒、劝酒等方式促进双方彼此关系及攀交情，在商场及职场上很常见，通常存在于华人社会，日韩也有类似的文化。

对“酒桌文化”有深入观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称这是“陋习”，并解释，由于中国企业及组织制度不够发达、规范不足，因此“酒桌文化”在人情关系上起到一定作用，也就是通过喝酒的社交手段，建立彼此信任。

对组织发展不利

聂辉华指出，许多中国企业在草创阶段因制度不足，“酒桌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也就是私人性质的人际关系网络，像是藉由长官敬酒的方式犒劳员工，可以弥补组织内正式、有规范性制度的不足，但长期而言仍不利于组织发展。

聂辉华说，“酒桌文化”与阶层等级划分有关，间接促成了“劝酒”文化，这普遍存在于东亚社会。他对德国之声说：“全世界找不到东亚国家这样等级森严的地方，像是中国的官员级别分成十级，每个职位都有等级对照，不可能越级或降级。”美国官员分级相对宽松，仅分成内阁成员和下级的政策制定者，行政等级也只有五个级别。

不过，“酒桌文化”在互联网等讲求平等的产业并不流行，聂辉华说：“因为要加班嘛，怎麽喝酒？”然而，在越强调等级、权力，像是基层地方政府、传统企业、国企及民营企业，喝酒文化就很盛行。他补充，这有时候也与城市治理有关，严格治理酒驾的大城市，“酒桌文化”也可能比较少。

“酒桌文化”在华人社会很常见。（资料照片）

今年23岁、在中国国企任职的崔小姐告诉德国之声，她的上司每两个月就会以团建为由举办喝酒聚会，她无奈地说：“有个男主管在周中搞团建去喝酒，第二天我身体不适不说，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很不好，无法集中精力工作，简直百害而无一利！”

在深圳的崔小姐则告诉德国之声，与她年纪相近的同事都不喜欢“酒桌文化”，初入社会的她说：“这种文化对我来说会是一种困扰，经常会被领导说我们搞市场的就是要会喝酒，以能不能喝酒作为衡量我的个人能力我觉得很下头（不开心）。”

崔小姐说，“酒桌文化”对她而言很困扰，在酒桌上捧上司“感觉就很刻意，很不喜欢”。她补充，在职场上，领导对你的看法很重要，这让她必须关注领导的感受。但她问道：“不是应该要以专业表现证明我的能力，而不是酒桌上的酒量来评价吗？”

《中国新闻周刊》在8月9日发起一项名为“年轻人有多反感酒局文化”的问卷调查，截至10日有超过50万人表示“极度反感，不能接受”，还有8万多人选择了“现实中难以拒绝，身不由己”。

年轻人不买帐

曾深入研究喝酒应酬文化的台湾国防医学院通识教育中心教授黄淑玲指出，“酒桌文化”通常是为了交换社会及政治资本，是种“男人建立关系的方式”。20年前，台湾许多公部门的贪污案件都和喝酒应酬有关，但随着讲求民主、透明度及专业形象，政治人物担忧影响政治声势，普遍会避免类似场合。

黄淑玲向德国之声表示，这种“酒桌文化”与权力布署及拍马屁文化有关，会造成排挤女性员工与监督体系丧失功能，有害组织健全发展。她说，企业也逐渐不崇尚“酒桌文化”，她以在金融公司任职的亲戚为例，台湾公司很少要求下班需要喝酒应酬。

然而，“酒桌文化”是否仍盛行，仍与产业及企业本身有关。

在台湾任职于日商的Laura（化名）就曾在公司内部喝酒聚会上，疑似遭到上司骚扰，她向德国之声表示，有主管曾藉着酒意，意味不明地在她耳边轻声提醒：“今年考绩还没打出”，让她觉得很不舒服。

“酒桌文化”因阿里巴巴性侵案引发讨论。（资料照片）

她认为，这种喝酒应酬文化完全是“基于对女性的种种不尊重”，在职场上常会听到“女生就应该帮忙斟酒”、“带女生去应酬可以让应酬场合更为轻松”等话语。她认为这种刻板的印象，是社会应许的霸凌与骚扰。

Laura说，尽管喝酒应酬或许能拉近客户关系、提高业绩或促成签约等，但喝酒能力等同于职场必备技能的这个文化会造成许多骚扰行为，早已不合时宜。

聂辉华批评，“酒桌文化”强化男性在组织的地位，他对德国之声说：“男女差别很大，‘酒桌文化’是男性主导，且女性通常酒量不大、不太公平......喝酒容易出事，对女性很不平等。”

反“酒局”不反“文化”

由来已久的喝酒文化，如今成了众矢之的，甚至有中国网友称：“年轻人反感的不是酒，是酒局”。

《人民日报》认为，年轻人对“酒局文化”反感，主要是因为酒局的场景和本质。《新京报》评论分析，年轻人讨厌的不是酒，而是酒桌上种种的隐性权力规则，伴随着互联网的成的这代人，价值观是平等、透明与共享。

评论称：“这种透明的、共享的、规则化的思维恰恰与‘酒桌文化’的内核相抵牾。”并写道：“说到底，反对‘酒桌文化’，实际就是支持更透明的规则，更尊重个人技能”。

事实上，阿里性侵案发生前，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今年5月就曾针对“酒桌文化”评论称“饮酒要多些文明味儿，少些野蛮劲儿”，并称要摒弃“逼人喝酒的傲慢态度和不醉不归的陈腐观念”。但不到两个月，就发生阿里员工遭灌酒性侵。

过去几年，关于屏弃“酒桌文化”的讨论在中国社会已经多次出现，《新京报》评论称，由于法律对酒驾以及“劝酒担责”的相关规定，现在的劝酒文化已奄奄一息，“死命劝酒”的情况也变得少见。

聂辉华向德国之声表示，“酒桌文化”模糊了公私界限，但本质上是契约精神的缺失，中国若要摆脱“酒桌文化”，必须进步有条件，中国必须更开放，制度更有规范，且融入世界潮流，接受现代商业的契约精神，才有机会逐渐减少酒桌次数。

聂辉华说，中国很多企业公私不分，老板常认为“你进了这个门，就永远是他的下属”。“若能改正这个观念，以及加强社会上彼此信任，酒桌次数才可能减少。”

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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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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