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在这个经济学分支中，有两个人是最重要的：一个是Oliver Williamson（奥利弗·威廉姆森），另一个是Oliver Hart（奥利弗·哈特），总之就是两个Oliver。我在读博士时，曾通过电子邮件向两个Oliver请教问题。2008年，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考虑到第一个Oliver年事已高，我就联系了第二个Oliver。非常幸运的是，2009-2010学年我在哈佛大学跟随第二个Oliver从事博士后研究。

 

当时，我的人大同事杨斌在隔壁州的布朗大学访问。他很喜欢去旧书摊淘宝。于是，我和他在逛旧书摊时，也买了几本二手书，包括：科斯（Coase）的评论集《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诺斯（North）的著作《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以及哈特教授唯一的著作《Firms,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但是，我当时没有找到威廉姆森的著作。其实，与当代经济学家主要靠经典论文扬名立万的方式迥然不同，威廉姆森的主要成果就是三本著作：《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 Study in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s》（市场和科层）、《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治理机制》（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于是，我总想着要买几本威廉姆森的原著。

 

 

2020年疫情期间，我委托一个在美国访问的师弟帮我购买了威廉姆森1975年出版的名著《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 Study in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s》。为什么买这本书呢？几年前，我获得“莫干山中青年杰出学者奖”时，一位早年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学界前辈问我，以后做什么研究。我说后半辈子打算研究等级制度。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告诉我，“等级”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把金钥匙，并且我已经与合作者撰写了多篇关于权力和等级的学术论文，甚至以“权力的经济分析”为题做过几次讲座。研究等级，不可不看威廉姆森的这本经典名著。

 

 

但我还缺威廉姆森最重要的代表作《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于是，今年3月9日，我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订购了一本“全新的”二手书，而且是1985年的原版书。3月16日，亚马逊网站通知我，我选择的那家书店缺货，给我退钱了。于是，我又选择了亚马逊上的另一家书店。一个月过去了，网站显示“正在包装”；两个月过去了，网站还是显示“正在包装”；前几天我又检查了一下状态，显示“在途中，但会延迟送达”。今天上午，我收到了DHL的一个海外包裹，拆开一看，原来是我订购的书。此时，距离我首次订购，已经过去三个月了！2009-2010学年在美国麻省居住时，我有过网购经历，那时美国本州的送货时间就要3天以上。回国后，我发现京东自营的商品，即便在当天上午11点之前下单，当天晚上之前也能送达。对比之下，这简直是不可能再快的神速！几年之后，在京东调研时，我问京东发展的几个瓶颈是什么。一位高管提出了三个担忧，其中之一就是速度不可能更快。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确实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因此，顺丰快递、京东物流作为上市公司，长期来看具备很强的竞争优势。我甚至不怀疑这种优势能够辐射中国之外的其它发展中国家，但在发达国家未必具有明显优势，因为人力成本太高。

 

我从亚马逊购买的1985年原版书，原价为28.95美元。如果是按1985年的物价算，肯定是比较昂贵了。亚马逊网站提供的最终价格是：书价26.92美元+配送费21.73美元=48.65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等价于人民币322.71元。

 

其实，大部分经济学名著都有中文翻译版，而且相对便宜。例如这本威廉姆森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时，名义价格是31元，今天在京东上是49元。为什么要花几百块钱的高价去买一本英文原版书呢？而且还不能报销！

 

因为对于经典著作来说，原版书具有翻译书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很多原版书的翻译并不太准确。例如，威廉姆森这本1985年的书，副标题本来是“Firms,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企业、市场和关系契约），结果被翻译为“论企业签约和市场签约”。实际上，介于古典企业和纯粹市场之间的关系契约（包括企业联盟、特许经营和企业之外的科层组织）才是威廉姆森的主要贡献领域，结果被轻易在副标题里“遗失”了。第二，只有看原版书，才能捕捉到某些关键概念。一些学术术语翻译成汉语之后可能平平淡淡，但这恰恰是关键的理论演进。例如，我之前多次翻阅中文版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都没注意到“根本转变”有什么独特含义，直到我阅读哈特和莫尔2008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QJE）的那篇重要论文，才知道“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是理解企业和市场这两种契约的关键一步。如果是看威廉姆森的原著，发现了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的专业名词，读者很可能会倍加关注，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原创性贡献。第三，阅读原版书可以更完整地理解原著的内容，因为翻译版可能因为某种不可描述的原因少了一些重要内容。第四，英文原版书降低了学术对话的转换成本。打个比方，你想写一篇英文论文，但英语不太好。于是，你先写了一篇中文论文，然后翻译为英文论文。这样既提高了作者的转换成本，又提高了英语读者的理解成本。为了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学者们尤其需要提高英语交流的能力。如果经常看原版书，就可以降低将专业术语和表达方式转化为英语的成本。

 

既然原版书那么好，那么翻译书还有什么用？当然有用。如果我们只想了解一本书的主要观点，或者想扩大知识面，阅读翻译书显然是一种捷径。即便是专业领域的经典作品，也可以先看翻译书，掌握了全书的脉络，然后再拿原版书细细品读。可见，这两种书对绝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是替代品，对少数专业学者来说是互补品。考虑到中国的现状，我经常说，传播正确的常识比进行理论创新更加重要。即便对翻译工作缺乏足够激励，一些译者依然兢兢业业，这一点值得我们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