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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江南日记

【按】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南北之争”甚嚣尘上。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争的。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板块就两个:长三角和珠三角。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加上北京。2004年8月,我即将在人民大学读博士,利用暑假到南方两家上市公司调研,回来后给《经济学消息报》写了一篇短文。建议大学生们多调研,别一放假就知道聚会、旅游和刷抖音。——2021.5.25聂辉华
 
8月13日 从北京到宁波
 
诗 人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是的,学问要从现实中求。研习契约理论与企业理论,我总觉得应该去真实的世界中验证一下,再说炎炎夏日老待在这钢筋水泥充斥的北京城实在无聊,便想去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南方一带走走看看。承蒙大师兄周业安帮忙,联系了两家上市公司,一家是浙江宁波境内的农业企 业,一家是江苏苏州境内的工业企业,这种地理位置和企业类型上的搭配是再好不过了。于是,2004年8月12日欣然启程。
 
8月13日到达杭州,兴致勃勃想先去西子湖畔一饱眼福,可谁料台风“云娜”已经登陆浙江,天气预报说西湖湖面风力达到6-7级,我只得悻然作罢。于是直接取道慈溪市——目标公司所在地。
 
慈溪是个县级市,隶属宁波市,位于东海之滨,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杭州、宁波三大都市经济金三角的中心,地理位置很优越,在2004年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11位。慈溪的户籍人口有100万,相对中国县级区划来说是较多的。从杭州到慈溪的路上,发现马路两边布满了各种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多与各种工业零部件有关。仔细观察,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旅店。这种小旅店其实就是当地居民根据自己的住房改造的,一般自己住一层,其余几层改作旅馆,还兼做饭店。我推测,凡是经济富庶之地,人口流动比较频繁,外来人口较多,饭店和旅馆必定也较多。因此,判断一个地方是否繁荣,只要数数当地的饭店和旅馆就可以了。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你到县城里看看,那里提供住宿的地方少得可怜,因为很少有外人会来。根据产业经济的基本规律,经济越是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就越是高,从我说的这个角度去观察也可以印证这个道理。
 
进一步还可以发现,负责经营这些小饭店或小旅馆的通常是些妇女和老人,大概男人都在正式的企业或机关上班,让妇女和老人在家赋闲的同时赚些轻松钱,这倒是一种很合理的家庭分工。我相信这种家庭分工的方式也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记得2001年 底我去广州调研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里农贸市场上卖猪肉的全都是妇女,而在我家乡江西,这些都是男人们才干的活。因为经济水平上去了,作为家庭主要劳力的男人就向更具有知识和利润含量的劳务转移,而那些在落后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劳务就逐步转移给妇女了,再下一步大概就转移给外地人了。我这样说并非信口 开河,以广东和福建的蔬菜种植业为例。如果商品经济落后,种菜的活肯定是主要由男人承担了,这是第一个阶段。后来工业和商业发展了,男人就可以去工厂或公司挣更多的钱,于是妇女就要伺弄菜地了,这是第二个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发达地区城乡结合部的当地居民只靠出让土地、收取房租和开个小店(如小饭店)就 可以轻松过活了,而种菜和卖菜的几乎都是江西等落后地区的农民。从家庭劳动分工透视产业分工和产业升级,我相信这是一个有别于传统理论的新视角。[①]
 
8月14日 对企业家对话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按照和总经理约好的时间准时达到该公司。该公司是一家以果蔬加工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上市公司,依托慈溪市在农业资源方面的优势背景,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成为“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产品主要出口东南亚国家。我和总经理的对话从一个最普通的话题开始。“你觉得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一般提供两个答案。一、我公司拥有良好的客户关系以及对行业的深刻理解,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二、我认为中国的多数企业谈不上核心竞争力,小企业没 有竞争力。因为跟国际上的大公司相比,规模小,利润薄,根本谈不上竞争。”企业家的这种“坦诚”让我吃惊!
 
“核心竞争力”即“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对它的正式研究肇始于1990年Prahalad和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经典论文《公司核心能力》。但是管理学家们对于什么是“核心能力”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经济学家们一般不使用这个术语。经济学拒绝“核心能力”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术语定义不清,无法模型化;另一方面,我想是因为经济学认为“竞争力”是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胜了就有竞争力,败了就没有竞争力,试图通过一些指标来事前量度企业的“竞争力”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做法。直白地说,竞争力是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得来的,像中石化这样的垄断企业,讨论它的“核心竞争力”有何价值?总经理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识,使我感到庆幸。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中国企业家们应该对自己的处境和实力有清醒、理性的认识,靠国家力量的拼凑即便进了“世界500强”,也依然不表明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考 虑到该公司是一家农业龙头公司,国家对这类企业一直十分重视,理论界也经常见到学者盛赞“公司+农户”模式的种种优越性。但我总担心,如果龙头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安排使农民旱涝保收,不担任何风险,那么谁来为龙头公司分担风险?还有,老头公司与农民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如何监督农民?如果监督是有效 的,那么与“公司+农户”模式类似的早期的“合作社”就没理由会失败。总经理的回答再次让我吃惊。他认为,“公司+农户”是低效率的,我们采取的模式是“公司+农场”。因为农民文化水平低,在生产指导、监督和培训方面成本很高,而农场是一种相对有组织的生产方式,合作成本低,风险也小。谈到风险,这位总 经理无奈地笑了笑,说中国农民是最可怜的群体,但有时也是最不“讲理”的群体。隐含的意思是说,分散的农民力量弱小,但是农民一旦联合起来就可能出现可怕的蛮力。我以为,经济学家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应该避免感情用事,而应该把农民、工人、企业家、官员和知识分子作为同样具有人格尊严和人权保障的群体,在此基础上考虑他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
 
8月17日 中国经济的希望
 
离开宁波之后,我匆匆赶往下一个目标公司,它位于江苏省吴江市下面的一个小镇。吴江也是一个县级市,隶属苏州市。吴江市在2004年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10位,它与前面提到的慈溪市在人口规模、幅员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差不多,地理位置也很靠近。不过我要去的公司却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从浙江杭州出发,先坐火车到湖州市,再坐汽车到南浔镇,又坐汽车穿越江浙省境线才到达公司所在的小镇。这个小镇在经济实力上可不小,它去年的GDP是23个亿,财政收入2个亿,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综合经济实力大抵相当于我老家江西的2-3个县。小镇位于太湖边上,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和“丝绸之乡”。
 
当晚,帮我安顿好住处后,公司的姚总设宴招待我们,在座的还有某证券公司的陈经理及其同事。姚总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说经过山重水复的颠簸之后,没想到一个在行业独占鳌头的上市公司居然是在一个小镇上!陈经理说,和你有同样感受的还有一位,他就是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罗奇当年也是颇费周折才找到这个地方,他感叹说,在这样的一个小镇上居然能诞生出一家行业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中国民营企业的力量实在是了不起!这样的民营企业,将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在座的各位对罗奇的看法都深以为然。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中国有无数个这样的民营企业,中国经济才能有今天的辉煌。民 间的力量一旦释放,其势无穷也!转型时期,学者们应该把更多的目光聚焦于民营经济,为它们的健康发展鼓与呼。
 
然而,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 问姚总,现在做企业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他说是企业的管理跟不上企业的发展。企业规模壮大后,如何有效管理就成为一个现实的瓶颈。企业小的时候,老板可以先拍板再论证;现在企业大了,还能这样做吗?如何做到信息畅通、上情下达?他甚至担心,民营企业一旦做大,可能就会逐步变成充满官僚主义的国有企业。我告诉 他,很遗憾,企业的最佳规模问题在企业理论上一直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只能逐步在实践中探索。那一刻,作为经济学人的我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惭愧”。
 
8月18日 太湖边的思考
 
经过了一整天紧凑的访谈,傍晚时分,我决定到太湖边散散心。金乌西坠,太湖洒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芒,在风的推动下层层尽染,波光粼粼。独自站在湖心的浮桥上,我希望借这股清新的江南之风吹去几天来纷乱的思绪。
 
这几天,我感慨最多的,是经济学对现实的严重滞后。以企业的并购问题(M& A)为例。GHM模型是企业理论中对这一问题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型理论,它以“剩余控制权”(residualrights of control)所带来的激励变化为主要变量,来解释两个企业是否以及如何并购。但是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并购关乎多个因素,而经济学理论为了求解的方便通常只能假定少数几个变量。问题在于,少数几个变量如何尽可能地囊括多个因素中的任何一种组合?GHM模 型推测被兼并一方的企业主由于丧失剩余控制权因而失去积极性,但是假如被兼并企业能够扭亏为盈,那么企业主反而会提高积极性。而且,现实中很多并购都是基于企业战略的考虑,而经济学中关于并购或者企业规模的理论几乎不考虑这点。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变量都看作是有方向的矢量,那么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就好比是在一 个三维的世界中刻画一个三维以上的事物。打个比方,要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四维的东西,你说难不难?就目前而言,经济理论能够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还比较简单,要用它来指导企业管理,恐怕还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理论如果要做到一般化,就必须足够精简,但这可能会导致上面所说的解释力不足的问 题;如果复杂一些,就又变成“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了,缺乏一般性。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两难悖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经感叹,说一个经济学教师仍然可以用200年前斯密的《国富论》来教现在的学生,但是你能想象用200年前的数学、物理学来教今天的学生吗?必须承认,尽管经济学在200年间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但是这种进展相对于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无疑是相形见绌的。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一个解释是,为了使自己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构建一个数理化的公理体系方面,过于重视形式的完美而忽略了内容的拓展。相比之下,管理学更受企业家青睐的一个优势在于,管理学没有形式化之累,无须保持学术传统的“自洽性”,它毫不犹豫地抛弃过去的假设和 理论而追逐最新的潮流。同样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则不断地向自然科学靠拢,我担心这会不会是以己之短搏人之长?如果社会科学“科学化”的过程必须如此,那么我们只能埋怨经济学应该更快进步;如果这一“科学化”的方向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是南辕北辙。
 
8月20日 支持企业才能搞活经济
 
短暂的一周很快过去了。既然已经到了江浙,那么就干脆回趟家,江西作为“江南西道”也算是泛江南地区了。从富庶的江浙回到江西,认为江西落后的感觉就尤其强烈。一个突出的对比是,企业太少了。经济说到底是由企业干出来的。但是江西的企业为什么这么少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因:一是资本缺乏,办企业很难融资;二是苛捐杂税多,做点小生意还不够ZF各个部门的“吃、拿、卡、要”;三是大凡能赚钱的项目基本上被ZF和有组织势力垄断了。
 
要解决第一个难题,需要发展一个自由竞争的金融体系。这是Rajan和Zingales两 位经济学家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基本结论。单靠国有银行的融资是不够的,没有那么多资本来支持民营经济,因此要开放民间融资渠道。这方面已经有很多政策建议了。我的看法是,落后地区可以考虑把乡镇企业作为解决融资难题的手段之一。尽管由于在产权和治理结构上的先天劣势,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 在上个世纪末的改制中已经基本上被私营企业所取代,但是它在短期内筹集创业资本、降低风险的功能却依然值得落后地区借鉴。江浙一带很多地区以前也没有一家企业,大家集资先搞一个集体企业,这就降低了融资成本和经营风险。集体企业做大后,自然就带动了一批相关企业,也培育了一批企业家、管理者和销售员。这些 人各自创业后,民营经济就马上发展起来了。
 
要解决第二个问题,ZF需要认识到“拉弗曲线”——向企业征收过多的税费只能是饮鸩止渴。要想使ZF具有长远追求,官员的任期是很重要的。现在乡镇一级ZF的任期由过去的三年改为五年,这是一个进步。要解决第三个问题,政府必须从上到下转变发展观。官员如果唯GDP论,以行为大搞招商引资,甚至鼓励官员带职下海经商,实质上是与民争利,这与行政垄断没有本质差别,都将扼杀经济活力。落后地区的官员,实在应该多到发达地区去走走看看,结合本地实际真心学习,而不是去游山玩水。
 
8月22日 弄巧成拙的管制
 
由于北京还有很多事情,因此我在江西的家里住了几天就得匆匆赶回人民大学。可是没想到火车票这么难买,提前一个星期就没票了。车站规定学生不能买站票,我只得买了无座的站票。这件事情值得玩味的有两点。
 
一是火车票如此紧俏,通过提高价格是否可以有效降低需求?根据经济学原理,价格越高,需求就越少。因此看上去似乎提高火车票价可以缓解交通状况。但是,提高价格能够降低需求的前提是,需求的价格弹性足够大。如果需求弹性非常小,那么即便提高价格,人们还是不会降低需求,只能通过减少其他消费来满足需求。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民工一定要在寒暑假回家,那么铁道部门提高票价就会增加学生和民工的支出成本,降低他们的总福利,而对缓解交通状况不会有什么改善。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社会中财富分布不均,假设社会上存在穷人和富人两个群体,那么提高票价的结果则是穷人受损而富人福利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因为富人可以 选择坐飞机,用更高的价格享受更好的服务,而穷人因为收入条件的约束而没有其他选择。如此,则对火车票进行提价管制的结果,不是“扶贫”而是“劫贫”!
 
二是不允许学生买站票是否真正保护了学生的利益?今年铁道部规 定,学生客流较大的车站不得向学生签售无座车票。看上去这似乎是保护了学生的乘坐有座位票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如何呢?因为火车的座位是固定供给的,当为学生预留的座位数量少于需求数量时,有部分学生买站票是必然的。如果不允许,他们就会付出双倍的代价。像我这次,如果没有这条规定,我就可以半票的价格买到 站票。现在有了这条规定,我为了要及时赶回学校,反而需要放弃学生票的优惠,用全票的价格来买站票。原本旨在保护学生利益的票价管制,反而损害了学生的利益。
 
这件事情的基本教训是,政府部门学习经济学是多么重要!
 
[①]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参见笔者所写的《转移的财富》,《经济学消息报》2002年4月26日。
 
原文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1月19日(No.620)第四版,发表时第一部分有删节。此报纸已经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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