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董志强

 

在《一切皆契约》这本书中，聂教授会向你展示，不用任何数学公式，也能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逻辑。

 

生生活中有许多事很容易理解，也有很多事不那么容易理解。比如，按照德能勤绩晋升官员，就容易理解；按照抽签结果来任命官员，就不容易理解。

 

明朝万历年间，吏部尚书孙丕扬，发明了一种任用官吏的办法——掣签法。官员不论贤愚清贪，一律要靠手气抽签安排职务，能坐上什么位置，得“听天由命”。

 

这一方法，乍听上去荒谬至极。掌管吏部，难道不应该尽心竭力为国选贤任能吗，怎能将国家大事视为儿戏？

 

至少崇祯帝就认为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崇祯即位后，励精图治，废除了掣签法。不过，时不长久，还是崇祯帝，自己又重拾了掣签法。

 

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当帝国的疆域变得更加辽阔，政务体系变得更加庞大，职务更加肥廋不齐，谁都想谋个肥缺，如何妥善配置官员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到明朝后期，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官员们的竞争可谓达到白热化状态，为了肥差行贿上司，甚至雇凶杀人。孙丕扬的掣签法看似荒谬，实则是对官场内卷的平抑。险地或肥缺，皆决于竹签，官场请托之风立减，正直的朝臣也避免了因不受请托而面临风险。毕竟，高度官场内卷中钻营之徒更易胜出；而由竹签抽出的官员，他天然属于钻营之辈的概率显然要低得多。

 

掣签法因其“公平”功能，到清朝仍得到了沿用。它并不是好的办法，因为它没有效率；但对于当时的帝国，也找不到比这公平而无奈的“无法之法”的更好办法。得不到最优的结果，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大家不要认为，这种掣签法已经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实际上，直到今天，它还以各种面貌在出现，有些是服务于社会的公平，比如车牌、学位的“摇号”制，有些是为了对抗与官场内卷逆选择类似的问题，比如银行的信贷配给。

 

银行会面临许多有借款需求的客户，这些客户要投资的项目风险各不相同，而银行无法了解到客户项目的真正风险。客户从银行获得贷款，投资成功银行便可收回本息，一旦失败则银行将血本无归。风险与收益同在，但在有限责任保护下风险其实是银行承担的，因此，若银行把贷款价格（利率）提高到市场出清的水平，那么就只会留下一些高风险的项目，这不是银行愿意看到的结果。于是，有时候银行会保持比出清利率更低的利率水平，吸引风险不那么高的客户，但这导致对贷款的需求超过银行可贷资金，银行便随机满足客户的贷款需求，信贷配给就产生了。这里，相当于银行也在“抽签”配置贷款，与竹签抽出的官员属于钻营之辈概率更低的情形一样，抽签抽出的项目天然属于高风险的概率也更低一些。

 

抽签向来被视为与人类有意识决策相对立，与管理需要控制的思想相对立，因而很少有人认为抽签是合理的管理方式。但是，在过度竞争的情形，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它反而具有了合理性。这真是很有意思的事。

 

当然，银行不知道项目风险而可能采取信贷配给，但除此之外银行可以有其他办法吗？其实也有的。不妨设想，如果银行可以向客户派出董事或经理，负责监督和指导客户的项目活动，控制项目的风险，在财务困难时甚至可以接管客户的企业，这样不就不必担心无法控制贷款项目风险了吗？如果读者想到了这一点，那么，你实际上已经对日本独特的主银行制度有所理解了。日本的企业主要向银行借款，而不是在股票市场融资，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债主，也是最大的股东，它会向企业派驻董事，在企业困难时往往会向企业派遣得力人员、更换经营班子、调整经营方针和经营方向。

 

读者可能认为，主银行制度乃日本国所特有。但是，如果你了解中国古代的官债荐仆制度，你就会发展两者颇异曲同工。很可能，主银行制度受到了官债荐仆制度的启示。

 

又回到了清朝沿用明代掣签法配置官员的制度。清朝的官员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有钱，薪俸不高，师爷仆役一应开销都由官员自己负担。官位僧多粥少，抽签命中率也不高，抽中了也可能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意味着官员上任一方时往往是缺钱的。怎么办呢，市场上为这种官员量身定制的金融产品——官债——便出现了。官债就是专门针对外派官员（候补官员主要聚集在京城）发放的高利贷，发放官债的机构叫“账局”，类似私人银行。当账局将官债发放给外派官员，难道就不担心赖账？不担心官员还款能力？当然担心，但是它们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官员要获得官债，需要接受账局一个条件，那就是任用账局推荐的一个仆人为官员办事（古称“荐仆”）。通过荐仆，账局更能了解官员的真实收入和还债行为，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另外，外派仆人通常有地方管理经验，也能协助官员增加在当地的收入，可谓一举两得。看看，日本主银行制度，像不像中国官债荐仆制度的一个现代版？

 

以上拉拉杂杂的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堆在一起竟然也不违和。原因在于，看似不同的社会现象，可能有着相同的本质。经济学家眼中的世界和普通人眼中的世界不同，是因为经济学家有一副“经济分析”的眼镜。

 

（作者董志强系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