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两个经济学博士的对话”最早创作于2010年前后，是我创造的一种对话体文学作品。这组作品通过两个经济学博士的对话，反映当今中国经济学者的艰辛、诱惑和迷茫。——聂辉华

一

贺博士：你在学术界已经崭露头角了，想必你对现状很满意吧？

费博士：不！经济学家的理想是实现一个最优的世界，而我现在可能生活在次佳世界，连最佳都不是，况乎最优？

贺博士：你是说自己并没有处于做研究的最佳状态？

费博士：是的。你认为是？

贺博士：作为国内的年轻人，你已经很不错了，你希望怎样？

费博士：我觉得，那些有房有车、有家有子的人才是最适合做研究的，也是最应该最好研究的。我有什么？！

贺博士：你错了。既然人家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需要做研究呢？

费博士：因为他们什么都有了，所以才可以全心全意做研究啊！

贺博士：你还是错了。一个人目的已经达到了，为什么还要更努力呢？

费博士：那，当初选择最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贺博士：那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

费博士：我明白了。以研究本身为目的的人，他一辈子都会很辛苦的，不管经济条件如何。

二

贺博士：你总是抱怨年轻人压力大、收入少、地位低，这难道不是普遍现象吗？

费博士：但是对于创造性行业而言，这样的格局尤其对社会不利啊。

贺博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什么不对呢？

费博士：难道因为自己吃过苦，就必须也让别人吃苦吗？好比你自己买了房子，难道非要别人买得比你贵，你才甘心？

贺博士：难道美国的教授不需要熬？

费博士：当然需要，但人家只需要经受事业上的煎熬，而我们则需要经受经济和事业上的双重煎熬。

贺博士：那你也可以去美国读书、教书啊。套用一句流行的话，“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呢？”

费博士：我也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三

贺博士：听说你工作很勤奋，也很热情？

费博士：是的。我们人大有“明德三剑客”，还有明商“拼命三郎”。通常，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从周一到周七。

贺博士：为什么你有如此强劲的动力呢？

费博士：因为我热爱这种工作，能够将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兴趣结合起来。

贺博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勤奋工作可能给社会福利带来负面影响？

费博士：这不可能！你开玩笑吧？

贺博士：这是符合逻辑的，只是你心里不去想，或者你的热情蒙蔽了你的理性。

费博士：此话怎讲？

贺博士：如果报酬这么少你还这么勤奋工作，那么薪酬机制就应该设计成鼓励低工资和高努力的制度。你知道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费博士：什么后果？

贺博士：你可以假设一下，假如一个大学实行零工资，会是什么结果？

费博士：所有愿意专心教书的人都不会来，所有善于打着学校招牌在外面骗吃骗喝的人都愿意来，就是逆向淘汰。

贺博士：你终于想起来了。不用我提醒你子贡“拾牛不昧”结果被孔子痛斥的“动态道德风险模型”吧？那可是你开发的寓言啊！

费博士：可是，不勤奋工作在道德上不安，勤奋工作又会导致动态的负面激励。我该怎么抉择呢？

四

贺博士：我看你发表了不少论文，光是《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和《世界经济》这五种国内顶级杂志上就有十几篇。

费博士：当一个人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两篇论文时，数量的意义就很小了。

贺博士：为什么是两篇呢？

费博士：正如克鲁格曼所说，第一篇要一鸣惊人，第二篇要证明这不是运气。

贺博士：有意思。不过，数量越多不是越能证明自己的水平吗？在你这个年龄段，有人几年能发表十几篇论文，而且杂志都是国内一流的。我觉得你本来可以更出名。

费博士：就算我发表得再多，也最多能出名一点点，但肯定不会是很多。

贺博士：为什么呢？

费博士：第一，我认为围绕一个主题，用一个数据，采取类似的方法去发表十几篇论文根本没有必要；第二，借用张五常的一句话，“我一篇论文只写一次”！

贺博士：不同的方法代表不同的角度，这样不是让问题研究得更深刻了吗？我认为这是一种本事。

费博士：就算是，也不过一种二流的本事。好比研究生产率，一篇文章采取响应法，一篇采取指数法，一篇采取DEA，一篇采取随机边界法，然后还有几篇是对几种方法进行不同组合。请问，这些方法之间差别大吗？如果差别小，那么就是浪费资源；如果有差别，那么正确的或最佳的方法肯定只有一种。

贺博士：不同的方法隐含了不同的假设，也许这个问题本来就可以采取不同的假设。再说，即便几种假设是冲突的，谁又会去比较几篇不同文章的结果呢？

费博士：现在有了“中国期刊网”，这种小聪明瞒不过大众。

贺博士：这是一个数量为王的时代，发表就是硬道理。你这样清高，未必就有更好的结果。毕竟，拿到手的才是好的。

费博士：如果成不了一流，我也不愿意做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