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反思传统经济学

面对全球疫情，经济学家基本上束手无策。

在宏观政策方面，经济学家争论不休，却拿不出一套纾困方案。就连发放现金好还是发放消费券好，都没有形成共识。

在微观政策方面，经济学家更是捉襟见肘。虽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号称是“一种帮助人们做出理性选择的科学”，但迄今为止看不出新古典经济学如何能够让疫情中的个体——不管是蓝领工人、自由职业者还是企业主——改善自己的福利或者提高收入水平。

这样批评主流经济学可能有点苛刻，毕竟经济学家在疫情期间并非一事无成。例如，世界顶级的美国经济研究机构NBER（国家经济研究局）和欧洲CEPR（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就立刻编辑了几十篇论文作为专辑发布。这些论文大部分研究了以往流行病或者灾害产生的原因，或者预测这次疫情带来的损失。

嗯，可惜都是“马后炮”。

面对新冠肺炎这类巨大的外部冲击，为什么主流经济学显得无能为力？根本原因是它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常态世界”，其前提假设和分析工具主要服务于常态世界，从而难以解释“非常态世界”。

所谓常态世界，是一个平稳运行、缓慢变化，没有巨大外部冲击的世界；除此之外的状态，都是非常态世界。常态世界的根本特征是稳定：人们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拥有稳定的偏好，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从而从容地做出理性决策，并最大化效用或利润。

但是在非常态世界中，充斥着自然灾害、战争、流行病、经济危机、恐怖主义、民族冲突和国际摩擦，以及其它负面冲击。在这类状态下，人们可能无法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不知所措；生存危机可能导致人们失去理性，在决策时可能不计后果；成本或收益的剧烈变化，可能误导人们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为；社会秩序的混乱会加强国家对经济社会的管控，从而阻碍了要素自由流动，破坏了劳动分工，降低了经济效率。

总而言之，在非常态世界里，理性和效率很可能无法实现，从而主流经济学失去用武之地。因此，我们就必须反思和改进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一个非常态世界里找到科学的决策法则。

02 大白鲨经济学

为了给非常态世界的决策法则一个形象的描述，我们不妨称之为“大白鲨经济学”。

在非常态世界里，第一类冲击是“黑天鹅”事件，即不可预测、影响重大并且事后可以解释的事件，例如非典（SARS），这类事件占极少数比例。但因为它无法预测，普通人对此无能为力。

第二类冲击是“灰犀牛”事件，它是指那些以很高的概率发生、具有巨大影响但是被忽略的事件，典型的案例是地球变暖问题。因为灰犀牛事件不会立即发生，而是在未来某个时刻发生，因此当下的人们常常会忽略它。比如，你不会因为未来石油枯竭而现在就停止使用汽油，这其实是完全理性的决策。

在非常态世界中，比例最高的是第三类事件，它以较大的概率随时可能发生，并带来破坏性。技术地说，黑天鹅事件是一种极端的不确定性事件，专家不能基于过去的历史推测其概率分布，因此无法预测；灰犀牛事件是一种可预测的事件，专家知道它会在未来某个时点发生；对于第三类事件，专家能推测其概率分布，但不知道何时会发生。

我把介于黑天鹅和灰犀牛之间的第三类事件称为“大白鲨”（white shark）事件。

现在，请你想象一下，在一片海域中有一只大白鲨，一旦被其攻击轻则咬伤，重则毙命，但是你并不知道它何时何地出现。不幸的是，你必须决定是否要下海游泳，或者驾驶小船在海上捕鱼。你怎么办？这可不是在亚龙湾惬意地游泳，你现在需要一套新的、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决策法则，以便平安地完成这次下海任务。

在由极少数黑天鹅事件、很多大白鲨事件和未来的灰犀牛事件构成的非常态世界里，存在几个根本的决策法则。请注意，这些法则并不符合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第一，生存永远第一，而不是利润第一。极端事件迫使决策主体必须做出“生存还是毁灭”的离散选择（极端选项），而不是“活得一般”和“活得很好”的连续选择（普通选项）。人们必须改变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在保证生存的前提下追求适当利润。

第二，要有底线思维，而不是目标最大化。为了保证生存，决策主体会变得高度风险规避，倾向于保住最差情况下的最好情况。用博弈论的话来说，就是“最大最小原则”。

第三，永远都有备胎，而不是孤注一掷。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决策主体决不能满足于在现有领域做大做强，而是永远留有一手（“plan B”），否则就会在下一次变革中一败涂地。

第四，掌握核心技术，而不是完全分工合作。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里，分工网络面临解体，因此企业或国家决不能过于依赖别人，关键的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03 非常态世界的决策案例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大白鲨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差异，下面我举例说明。

案例一

假如投资者面对两个投资项目：项目甲，成功时会带来100万元利润，失败时会带来20万元亏损；项目乙，成功时会带来40万元利润，失败时会带来20万元利润。

按照主流经济学计算期望报酬，项目甲的期望利润为0.5*100-0.5*20=40万元，项目乙的期望利润为0.5*40+0.5*20=30万元，显然应该选择项目甲。

但是在一个非常态世界里，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项目亏损会导致企业破产倒闭的话，那么宁可少挣一点，也绝不应该冒险，因此必须选择项目乙。这就是“最大最小原则”，它完美诠释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中国传统智慧。只有当生存不是问题时，投资者才应该比较两个项目的期望净利润。

案例二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济学研究表明，企业应该在一个领域不断深耕，做大做强；相反，那些追求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往往业绩更差。但是，这次疫情对这个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传统智慧无情打脸了。疫情期间损失最惨的行业之一就是汽车行业。

庆幸的是，很多汽车企业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转型。例如，著名电动汽车企业比亚迪以光速跨界进入口罩市场：3天就出图纸，第10天口罩正式下线。现在日产量高达500万个，据说占全国口罩日产量的四分之一，而且拿到了美国加州10亿美元的订单。

不管比亚迪最终能否赚钱，至少这次转型能让它渡过难关。此道不孤，五菱、广汽也加入了转型队伍。这个案例说明，在一个非常态世界里，能够及时改变赛道比在原有赛道上跑成冠军更加重要，因为说不定原有赛道的尽头就是万丈深渊！

案例三

某著名地产公司的著名首席经济学家说，“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疫情后日益强烈的报复性消费的需求，和口袋里没钱之间的矛盾”。先不说这句话蕴含的经济学常识错误（混淆了“需求”和“需要”），关键是数据表明这个美好的判断被无情否定了。

4月21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集团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告（2020年第1季度）》报告显示，疫情之下超过一半（50.2%）的家庭打算增加储蓄并减少消费，只有9.4%的家庭打算减少储蓄并增加消费。

“报复性消费”没来，“报复性储蓄”却来了，这完全符合大白鲨经济学的决策法则。面对失业和降薪的不确定性，人们的底线是确保收支平衡，而不是提高生活质量。

案例四

我有一个朋友，名校本硕，拥有注册会计师（CPA）资格证，在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从事财会工作，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铁饭碗”。然而，造化弄人，去年该行业遭遇严冬，公司裁员，他被迫下岗。

我以为在疫情中他会过得很惨，没想到他说现在挺好。原来他发现互联网公司很多人因为工作焦虑而失眠，于是业余时间通过微信为广大失眠白领提供心理咨询，并且积累了不少客户。疫情之下，为工作焦虑失眠的人更多了，因此他的业务更好了，收入比他在互联网公司时还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永远要做好失业或者离开本职工作的准备，通过刻苦学习为自己留条后路。真正的“铁饭碗”，是拥有过硬的本领。

案例五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劳动分工，主流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甚至完全依赖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基本假设，并将其当作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问题是，一旦分工链条发生断裂，后果将不堪设想。

例如，据《纽约时报》报导，疫情期间，美国奶农平均每天要倒掉1400万公升牛奶。过去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奶农们倒掉牛奶是为了保持供给短缺，而现在倒掉牛奶是因为疫情导致牛奶的加工、包装和运输环节成本太高，与其花费高价将牛奶送到消费者门口，不如自己低成本倾倒。

对比鲜明的是，现代牧业、伊利股份等中国牛奶行业巨头在疫情期间营收稳定，因为它们早已构建了垂直一体化的供应链。

这个案例说明，过度依赖劳动分工，一旦中间环节断裂，后果不堪设想。一个产业如此，一个地区如此，一个国家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