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20年的这个春节，对于很多人、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次难熬的困境。面对疫情肆虐，除了谨慎和卫生，我们更需要达观的心态。在达观方面，我最佩服苏东坡。特与大家分享我去年此时写的一篇长篇读后感《顺境更要读东坡》。也许，此时此刻，题目改为《逆境更要读东坡》更加合适。——聂辉华 2020年1月26日于北京

 

《苏东坡传》读后感

 

一

 

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我最羡慕李白，最佩服苏东坡，最向往张居正。李白是诗仙，气质天成，浪漫无边；张居正是宰相，几乎以一人之力为明朝延续了50年的寿命（黄仁宇语）。与很多文坛领袖们几乎是一马平川的人生境遇不同，苏东坡（苏轼）命运多舛，三起三落，荣辱交加。对于苏东坡（公元1036-1101年）来说，如果从他25岁（1061年）担任凤翔判官开始计算他的仕途，那么在他36年的官宦生涯中，除去3年守孝，被贬谪到黄州、惠州和儋州等地的时间长达13年，占据实际官宦生涯的40%。想象一下，如果一年360当中我们有140天都处于倒霉期，或者一个星期中有三天处于倒霉期，那该是多么令人绝望的日子？

 

很多人非常欣赏苏东坡那些快意人生的佳句，例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却未必知道这些风流潇洒背后需要承受多少刻骨铭心的痛苦。真正的修炼，不是在风平浪静时闲庭信步，而是在逆境之中坚忍乐观。我们大多数人也许生活风平浪静，对于少数社会精英来说甚至是一马平川，很少遭受严重的挫折，总是顺境多逆境少。然而，越是处于顺境，越要阅读苏东坡。因为从顺境到逆境的人生，往往是断崖式的下跌，而且往往是不可逆转的，很少有人能够挺过去。但我们无法预知逆境何时到来，因此需要在顺境时就做好遭遇逆境时的各项准备。“居安思危”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奉劝各位朋友，无论你眼下处于顺境，还是困于逆境，都要学习苏东坡。

 

二

 

苏东坡之所以最令人佩服，是因为他在三个方面的杰出表现。第一，多才多艺。他绝对是一个天才，几乎是一个全才。著名当代文学家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英文题目就是《The Gay Genius》（这个天才的家伙）。他在原书序言中是这样概括苏东坡的一生的：“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在唐宋时期，优秀的诗人、词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是灿若星河，但是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均独步天下者，可以说寥寥无几，更不必说这个天才的诗人还是一个美食家。他的诗朗朗上口，往往老少皆宜，而且带有深刻的哲理。例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他的词视野广阔，主题丰富，带领当时的宋词走出了青楼，走进了社会。他的散文既气势如虹，又行如流水。他的行书和楷书自成一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在绘画方面，他开创了墨竹和文人画的先河，成为中国南派画的始祖之一。更令人称绝的是，直到今天，他创造的菜品东坡羹、东坡肉（肘子）、东坡鱼脍炙人口，而且还有一家著名的餐馆叫“眉州东坡”。

 

三

 

第二，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疾风知劲草，动荡见忠臣”。在和平时期做一个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人是容易的，但是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光明磊落、坚持己见、为民请命则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不仅是丢官，有时甚至会丢命。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以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身份开始推行“新政”。林语堂本人可能是太偏爱苏东坡了，不仅认为王安石文学成就一般，而且认为王安石的“国家资本主义”新政简直是“天怒人怨”。按林语堂的说法，王安石变法从此开启了北宋此后几十年的党争，一派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通变派”，另一派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流俗派”。很快，王安石就大刀阔斧地在政府各部门排除异己，尤其是是清理御史台。两年之内，被王安石以反对新政名义清除的御史达到了十四人。在王安石当政时期，反对派大部分被贬职、革职或流放。例如，前宰相韩琦被迫辞去河北安抚使职务，只保留大名府知府；前宰相富弼被降为博州太守，又因推行青苗贷款不力而被降为县太守；知制诰司马光自请外放，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御史中丞吕晦被革职；知谏院范镇被迫辞职；原参知政事、太子少师欧阳修主动辞职。他倒没有把人整死，这一点不像后来的宰相章惇。不过，林语堂也承认，王安石在私德上无可指摘。他认为，拗相公王安石的悲剧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贪污腐败，他也是迫不得已。但林语堂振聋发聩地指出，“凡有极权主义提出以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上的呼声，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

 

新政开始时，苏东坡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职虽小，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开始冉冉上升，政治前途不可限量。他不仅没有阿谀奉承、顺杠上爬，反而敢于仗义执言，认为新政中的青苗法危害极大，会导致官府强行摊销贷款，犹如今天强摊政府公债。他三次上书神宗皇帝（包括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结果被王安石找了一个理由（在乡试考题中讽刺新政）将其罢职，本应贬职为某县通判，但神宗皇帝坚持将其改任杭州通判（相当于主管监察事务的副知州）。这是苏东坡第一次被贬。尽管被贬，他依然诗情大发，并且巧妙地诗词中针砭时弊，批评新政，这给他带来了持续的灾祸。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他被调任湖州太守，按例上表谢恩。但是，在谢恩表中他提到了“难以追陪新进”一句，结果被御史认为是讽刺推行新政的人，遭到御史台弹劾。之后，与他作对的御史中丞李定从他的诗词中找到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包括讽刺新政、毁谤朝廷、对皇帝不忠等严重的罪名，要求将其斩首，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看来，中国人搞文字狱是有悠久传统的，跟当代的“极左”思潮在手段上是类似的，主要就是“因言获罪”。苏东坡被迫为自己涉案的100多首诗词做出解释，最终还是牵涉到39人受罪，其中三人被撤职、流放和降职，司马光、范镇和苏东坡的18个朋友均被罚红铜二十斤。苏东坡被捕入狱四个多月，最后在旧年除夕出狱，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团练副使，相当于县武装部副部长。

 

北宋从1069年王安石变法到1101年苏东坡逝世，三十年里换了神宗、哲宗、徽宗三个皇帝，中间还有三个有影响力的太后。每一次最高权力转移，都是一次“新党”和“旧党”的权力轮换，就象翻烧饼一样，而苏东坡的命运也象烧饼一样忽上忽下，在生死之间轮回。神宗推行新政，宋东坡作为反对派被贬职，在他入狱受审时仁宗的皇后、神宗的祖母救了他的命；哲宗幼年即位，英宗的皇后、哲宗的祖母高太后摄政，他从贬职变为重用，一度担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后主动外放担任定州太守；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再度重用新党，他二度被贬，从定州太守被流放到广东大庾岭以南（岭南）的英州太守，途中圣旨又将其贬为惠州司马，刚到九江时圣旨又将其降低官阶，最后又将其贬为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徽宗继位后，太后摄政（神宗的皇后），旧党受重用，苏东坡被召回重用，先后担任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年）朝廷大赦，苏轼再任朝奉郎，第二年于北归途中在常州逝世，享年64岁。难能可贵的是，苏东坡不仅在逆境时仗义执言，抨击时弊，而且在顺境时光明磊落，不对政敌打击报复。而且，他绝不“因人废政”，在高太后摄政后，司马光任宰相，将新政完全推倒。但是他反而要求保留新政中有价值的“募役法”（类似于雇佣兵制度），为此与司马光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司马光去世后，苏东坡如果看重权力，以他当时的声望，宰相之位唾手可得。但他居然再次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决心以实干家的面目回应朝廷非议。

 

四

 

第三，豁达乐观。这恐怕是人们最钦佩的苏东坡精神了。他生来直抒胸臆，面对不平如同吃了苍蝇，不吐不快，尽管为此付出了几乎是生命的代价。苏东坡在仕途上三起三落，但即便身处逆境，他也能乐观开朗，怡然自足，绝不怨天尤人，绝不满腹牢骚。在湖州担任太守时，面对京城赶来的逮捕判官，全家人抱头痛哭，他居然还能吟诵一首打油诗来开玩笑，其中有句“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在《自题金山画像》中，他自认为“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正是他受到贬谪的地方，然而他不仅在这三个地方写出了人生最重要的诗词篇章，而且在当地自力更生，同时以务实的态度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例如，贬谪黄州第二年，他写下了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里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豪情满怀的绝句；第三年，他写下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他在黄州开辟了一处农场，在东坡上的田地里耕种，因此自号“东坡居士”。他不仅自力更生养活自己，还利用当地的食材发明了“东坡肉”、“东坡羹”等美食。他向武昌太守求助，在当地设立救儿会，力图改变当地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贬谪惠州时，他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这样脍炙人口的名句。他仍然在当地自建楼房，可惜两个月后又被迫迁移。他写信给临近的广州太守，建议他模仿自己在杭州时建立的公立医院。贬谪儋州时，他已经62岁了，生死未卜。因为在当时，当地瘴气和疟疾遍布，加上食物和药材短缺，发配岭南就是最严重的流放（穿过大庾岭北归时，苏东坡的六个仆人死于瘟疫），而发配海南基本上跟判死刑没有区别。他写下了“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被酒独醒》）这样绝处寻乐的佳句，并继续撰写《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他教当地人打水井和采草药。总之，苏东坡到了哪里，就在哪里安定下来，就把诗歌带到哪里，就把快乐带到哪里，就把善行带到哪里。一个人在逆境之中还能救助他人，这是一种怎样高尚而坚强的人格？

 

苏东坡不是每时每刻都充满乐观，他有时也非常消极。牵涉“乌台诗案”时，在从湖州押送首都（开封）的路上，苏东坡曾想跳水自尽，但最终觉得不能丢下亲人朋友不顾。很多人知道他在中秋节作的《水调歌头》，充满空灵和飘逸，但是不知道他在中秋节也写过悲凉的诗句。贬谪黄州的第一个中秋节，他写了一首《西江月》，第一句就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何等凄惨！可见，伟人并非时刻都是伟人，伟人需要常人衬托方能显其高大。

 

五

 

显然，我们不可能在诗词书画方面比肩苏东坡，更不可能成为苏东坡那样的全才。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如此。那么，我们能不能成为苏东坡那样豁达乐观的人？我的回答是，可以，但是需要德才兼备。苏东坡身处逆境仍然乐观开朗，这固然跟他强大的意志有关系，但意志不是空洞的，也不是独立的，而是跟德才紧密相关。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在官场失势，贬谪偏远地区，如果不是因为他具有杰出的才华以及高尚的品德，哪里会有地方长官冒着丢失官帽的风险对他施以援手？不管是在黄州、惠州还是儋州，当地的太守都仰慕其才华与人品，而成为其亲密朋友，他们为苏东坡提供官舍，隔三差五请他吃饭，而且还派自己的厨子上门给他做饭。其中雷州太守、儋州太守因此而被罢官。

 

苏东坡排遣烦恼的主要办法，第一是与朋友喝酒聊天，或者游山玩水；第二是创作诗词文章，以成就安慰自我；第三才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与民同乐。因此，如果一个人有才无德，那么在逆境之中将没有朋友，而一个没有朋友的人不可能在逆境时能够怡然自得、心情开朗。如果一个人有德无才，无法建功立业，也就不可能有很高的道德声望，同样会失道寡助。唯有德才兼备，外有朋友相助，内有才华支撑，方能在逆境之中坚韧不拔。当然，钱财也很重要。但是，逆境之中能够保全钱财的文人，又有几个？千金散尽不复来，唯有文章留其名。

 

六

 

为了写一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参考了123本（篇）文献，并一一列举在书的末尾。可见，林语堂实在是下了硬功夫。如果没有扎实的文学功底，没有细致入微的文献考据或者实地调查，绝对不可能将苏东坡的人生起伏、北宋的党争格局、苏杭的风土人情写得如此栩栩如生，仿佛身临其境。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者学习。现在很多年轻人写经济学论文，不过是拿了一堆数据跑一堆回归，然后挑几个显著的结果，编成一个自己也不信的故事四处兜售，既不用实地调研，也不用查阅浩繁的文献，但是这样的研究究竟对社会有什么价值呢？

 

钦佩归钦佩，我也必须怀疑，林语堂的传记有着明显的偏见或立场。大凡研究一个人，就容易喜欢一个人，以至于讨厌对立面的人。林语堂作为传记作者，似乎并未跳出这一窠臼。第一，林语堂对王安石的评价过于刻薄。首先，在本书中，他几乎没有正面承认过王安石重要的文学成就，反而花了一页纸的篇幅对他的词源学大为讽刺。可是，别忘了，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上是属于和苏东坡同一个档次的天才。其次，对王安石变法持完全的否定态度，这个立场跟司马光一样。但至少连苏东坡都认为，募役法应该予以肯定。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在《王安石传》（即《王荆公》）中对变法持完全的肯定态度，认为变法实际上大部分都成功了。诚然，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高度同情历史上的变法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自己推崇变法就将变法之人和变法全盘肯定，却也不是公允持正的立场。第二，对新党人士的评价过于苛刻。例如对待宰相章惇，完全是负面评价。实际上，章惇性格豪爽，从不为自己家族谋求私利，敢于反对轻浮的赵佶（宋徽宗）继位，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刚正不阿。此外，林语堂似乎夸大了王安石对反对派的打击。例如，司马光从门下省任职知制诰，这是很高的位置，一般是宰相的预备队，并非遭遇贬职。苏东坡第一次贬职，从奏院监官转任某县通判（后由皇帝改授杭州通判），并非严重的处罚。现在不清楚当时两个职务的品级，但我相信相差不大。第三，对传主的评价不够全面。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纵使苏东坡天纵英才，也有缺点，甚至也有失误，但是全书对此完全不提，也使后人无法从苏东坡身上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