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文章想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严肃的中国经济学者要花大量时间撰写普及文章？

      作者/聂辉华

    很多人知道我，是因为看了我在《经济学家茶座》上的文章。《经济学家茶座》是一本介绍经济学知识的通俗刊物，创刊于2000年。我从2002年开始给《茶座》写文章（那时还是硕士二年级），至今在《茶座》发表了50多篇文章，是《茶座》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两年前，还有一篇文章专门统计了《茶座》发文排行榜，本人名列榜首。这个发表数量远远超过我在其它任何报章杂志上的发表数量，甚至接近于我发表的所有学术文章数量。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学者，除了以教学科研为主业，还承担了繁重的行政事务，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去写那么多非学术的文章呢？首先说明一点，写了这么多文章，并不能给我增加多少“外快”，因为《茶座》的稿费并不高。很多朋友都关心这个问题，因此我就应“店小二”詹小洪老师之邀，借《茶座》一角，谈谈自己“不务正业”的四个原因。

一、普及常识可能比理论创新更重要

不管是科学界还是文艺界，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普及和提高的矛盾？不要告诉我两者都重要，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要么侧重普及常识，要么侧重理论创新。如果没有权衡取舍，那么这个世界就不需要经济学了。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除了当官，主要就是干两件事：传播知识和创造知识，也就是所谓的“为往圣继绝学”。我认为，当下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在很多思想文化领域总体上还处于启蒙时代，亟需“开启民智”。在启蒙时代，普及正确的常识比创造新的知识更为紧迫，也更加重要。首先，从理论上讲，一个经济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创造知识的概率要小于发达国家，而普及知识恰恰是其比较优势。以经济学为例，它肇始于西方，目前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遥遥领先。身处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的中国，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研究都是验证、补充或修正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一个典型的证据是，很多发表在国际知名经济学期刊上的文章，副标题都是“Evidence from China”（来自中国的证据）。实不相瞒，我自己的英文论文也用过这个副标题。赶超西方有一个过程，这很正常。当然，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能够在经济学理论上创新，但是这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其次，从实践上讲，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政策基本上都遵循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和常识，对经济学理论本身并没有多少突破或创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从封闭保守走向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现代经济学知识逐步普及和应用的过程。夸张地说，就是一个普及常识和回归常识的过程。前段时间，国内一群著名的专家学者在“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上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经验教训时，不断强调的主要观点包括：要保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要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要减轻企业税负，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一些人充满嘲讽地说，中国最聪明的一堆人开了一个顶级会议，结果证明了一堆常识或废话。这样的说法实属苛刻，这是不了解中国国情。

正是因为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亟需大量现代经济学基本知识，所以才催生了一个繁荣的经济学普及市场。2000年前后，以张五常、熊秉元、樊纲等知名学者为代表，一大批经济散文、经济评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个经济学普及市场在中国大陆逐步形成。以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1996年出版为界，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22年了，经济学普及市场仍然没有饱和。如今，在网络音频节目上，经济学课堂知识能够卖出2000万元的“天价”，说明经济学知识的普及仍然有巨大的市场。经济学知识的普及者不要抱怨市场行情不好，而要反思自己是否针对需求进行了“供给侧改革”。

在普及经济学知识方面，我觉得很少有哪本传统出版物比《经济学家茶座》更重要、更对口。首先，给《茶座》撰稿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学业有成的知名经济学者（如黄有光教授），或者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这确保了普及知识的准确性，不会导致“把经念歪了”。其次，《茶座》的主要栏目就是普及经济学知识，包括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生活中的有趣现象，评论各国的经济政策，介绍经济学界的奇闻轶事，还有少数对最新成果的通俗解读。它非常适合对经济学感兴趣但是又缺乏专业技术背景的普罗大众。

二、通俗文章有时更能产生社会影响

中国学者除了著书立说，大多希望自己的学说或学术观点能够影响社会，因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很浓的“家国情怀”。对于身处“江湖之远”的现代学者来说，要想让自己的观点变成政策，达致“庙堂之高”，主要有如下四种途径：向政府提交内参、参加政府决策咨询会议、参与起草法律法规、利用大众传媒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几年，中央高度重视智库，遴选了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和13家国家高端智库培育单位。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是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因此能够从机制体制上将学者们的观点通过内参的方式上达中央，转化为政策方针。但是大多数科研机构或大学并没有这样的天然优势，学者们的观点影响或者变成政策的概率是很低的。

相对而言，上述四种方式中，利用大众传媒来传播自己的观点，是普通学者们最可能影响政策的方式了。举例来说，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一直是一个阻梗，媒体也高度关注。此时，如果中央电视台某个栏目聚焦此事，邀请长期研究这个难题的某个经济学者就此发表看法，那么这个学者的看法就可能影响或者转化为政策。对于大多数普通学者来说，他们既没有上报内参的机会，也没有电视演讲的机会，但是至少有在报章杂志和网站发表观点的机会。事实上，在大众传媒上发表的文章，因为通俗易懂，传播面广，所以比在纯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影响力可以大很多。

我自己在这方面有不少亲身经验。我写过几十篇学术论文，读者恐怕不会超过1万；写过多篇内参，并且得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写过几十篇经济评论或经济散文，点击率高的文章超过几十万次。到目前为止，我写过的大约两百篇各类文章中，影响力最广的文章应该是2010年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48辑的《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我随手贴在当时著名的天涯论坛“关天茶舍”板块，很快被版主置顶，点击数当天就超过10万了。直到2016年，这篇文章后面还有人在跟帖讨论，目前点击数超过了52万，并且此文成为讨论中外物价倒挂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如果当年有微信，我相信这篇文章点击数可能超过百万。2012年我在莫干山开会时，听一个部委的专家说，因为这篇文章的影响，有关部门专门向中央汇报了中国物价较高的原因。公允地说，好的学术论文能够奠定一个学者的学术地位，但是有影响的非学术文章可以提高一个学者的社会地位。在当今这个时代，左手写学术论文，右手写经济评论，更有可能实现经济学者的社会价值。

2005年，聂辉华（当时是人民大学博士生）成为《经济学家茶座》封二人物

三、通俗文章有更多的分析视角

    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曾经犀利地指出：“中国的经济学家——水平差的不谈——水平好的经济学家和外国经济学家写的书比起来索然无味。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专业上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国外的优秀经济学家们非常之博学。知识面太窄了，书写得没有味道，人家怎么能爱看呢！”为什么中国经济学者知识面窄？因为经济学作为一门高度数理化和分工细化的科学，鼓励学者在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中深究一个问题，鼓励那种“钻牛角尖”的学问。中国经济学者本来就处于跟随地位，对非中文资料的获取相对困难，当然就只能做单一视角的“小学问”了。

从做学问的角度讲，钻牛角尖是好的（其实也未必！），但是从普及经济学知识的角度讲，引经据典、博闻强识显然更有效果。好在除了艰深晦涩的学术论文，还有深入浅出的经济散文或经济评论，让中国经济学者可以从多个视角对一个问题进行探究，让文章写得丰富多彩，让读者看得趣味盎然，不然我真不想做经济研究了。我曾经与两个学生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北京为什么实行无效率的车牌摇号政策？》（《经济学家茶座》2013年总第60辑），从效率、公平、权力和民意等多个视角，解释车牌摇号这一无效率政策存在的原因。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经济学家只关注效率，但是这就无法解释很多无效率政策的存在。既然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世界，试问单一视角又如何能够解释五彩斑斓的多维世界呢？这本身恐怕就是一种讽刺吧。当然，有人会辩护，每篇文章只分析一个视角，这样问题自然就分析全面了。且慢，这不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吗？要问当今最火爆的经济学家是谁？我想除了MIT（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无出其右。但大A（我对他的昵称）最有影响的著作，绝不是他那些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而是他与詹姆斯·鲁宾逊教授（JamesRobinson）合作的通俗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有人问他，为什么此书不取名为《国家为什么会成功》？他说，因为“失败”更有冲击力。可见，世界顶级经济学家也在乎社会影响和营销技巧啊！

四、通俗文章有更多的读者创作空间

    今天的经济学论文，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八股文。一篇典型的经验研究论文是这样谋篇布局的：题目一般是“A、B和C：基于X的经验证据”，正文则包括“导论”、“文献综述”、“假说”、“数据”、“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和“结论”，加上“摘要”刚好凑齐了八个部分。而且，作为学术论文，用语比较严谨、严肃、严格，几乎不能有任何文学色彩，也看不到比喻句、排比句、反问句等句式。象这样了无生趣的文章，除了作者、审稿人和编辑，就没几个人喜欢看。如果还有其他人看（比如同行），纯粹是因为工作需要（谋生），不然谁爱看这类佶屈聱牙的文章？一个著名学者跟我说，计量文章最不经看了：只要看一个摘要，知道哪两个变量正相关（或有因果关系），用什么数据检验和度量，以及如何解决内生性，就够了。如果是好一点的英文论文，起码我还愿意多看一眼制度背景，了解一点有趣的知识。

但是，给《茶座》写的通俗性文章就完全不同了。“店小二”詹老师高度保护作者们的创作积极性，尤其给予我这样的老作者很大的自由创作空间。对于一篇文章，我可以用三个联排的成语做小标题（比如《为何“自古红颜多命薄”》一文），或者用一幅对仗工整的上下联作为小标题（比如《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一文）；可以采取倒叙的手法，将农村变迁写成一篇微型小说（例如《十年乡村》一文）；还可以虚构人物，将企业理论知识写成连载文章（如《送给小木匠的企业理论》系列文章）。总之，我尽量让文章斑斓多姿、不落窠臼，而不是千篇一律。对于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来说，除了《茶座》，我几乎丧失了全部的创作自由（此处应有泪水若干……）。

最后一个问题。说了这么多《茶座》的好话，我是否赞同青年学者多写通俗文章？我的回答是：因人而异。如果你觉得自己学有余力，文笔不错，那么可以适当写一点通俗文章。这样既增加乐趣，又扩大文章的影响力，可谓两全其美。但是，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不管非学术性文章写得多好，都无法替代学术文章的价值，因此两者是不可完全替代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学术论文和通俗文章，既不是学者的里昂惕夫效用函数，也不构成字典式偏好，它们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

（聂辉华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3辑，总第8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