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方明月 聂辉华

【导读】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关键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就业吸纳和产业升级的冲突。我们必须了解：哪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特别强？哪些行业的技术水比较高？有没有一些行业既有较高的就业吸纳能力，又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呢？北京在短期内应该选择“中等就业弹性+高技术复杂度”的制造业；在长期内，北京应该选择“高就业弹性+高技术复杂度”的制造业。

一、就业吸纳与产业升级是一对永恒矛盾

当前，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已经成为中国的最主要的区域发展战略之一。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实施了《“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了京津冀地区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京津冀一体化的区域范围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所属11个地级市的80多个县（市），地理面积约为12万平方公里。京津冀三地2014年GDP总量占全国10.4%，常住人口为1.11亿。根据上述官方文件，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疏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缓解北京的人口压力，以及三地在产业布局上实现协调发展。

当前，理论界和政策界在讨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时，往往聚焦于人口转移或者产业配套这两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而且彼此制约，形成了一对内在的矛盾体。从历史经验和产业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看，一个产业的就业吸纳和技术升级通常是矛盾的。如果一个产业要吸纳更多劳动力，要缓解就业压力，这样的产业通常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水平上则比较低端。反之，如果一个产业要实现技术上的转型升级，从劳动密集型升级为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就意味着就业吸纳能力要下降，给社会带来的就业压力会增大。正因为存在就业吸纳和产业升级的内在矛盾，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就业和人口压力的前提下，很难顺利实现产业升级，跳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林毅夫（2013）指出，二战以来，全世界大约有200个国家或地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只有韩国和新加坡两个国家实现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国家的成功跨越。而韩国和新加坡都是人口总数很小的国家，因此基本上不存在就业吸纳和产业升级的冲突。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关键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就业吸纳和产业升级的冲突。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大约为2151.6万人，人口密度为1311人/平方公里，在世界上排名前十，属于人口和就业负荷超高的城市。而2014年韩国的人口密度为503人/平方公里，不到北京的一半。因此，如果北京要维持目前的就业人口，确保社会稳定，在产业选择方面就必须保留一部分具有较高就业吸纳能力的产业，而这些产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它们在技术水平上可能不是高技术复杂度的产业，这就是内在的矛盾。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被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其中的科技创新中心定位意味着北京要保持高端技术产业。同时，要将“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这些非首都功能逐步疏解到天津或河北。

北京既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的长期目标，又要考虑到短期内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因此在选择产业时必须同时考虑其就业吸纳能力和技术水平。为此，我们必须了解：哪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特别强？哪些行业的技术水比较高？有没有一些行业既有较高的就业吸纳能力，又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呢？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估算每个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和技术水平，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决策。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都忽略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二、估算中国制造业就业弹性和技术水平

在经济学上，衡量一个行业或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的主要指标是产出的就业弹性（output elasticity of employment），它表示经济增长每增加一个百分比所带来的就业增加的百分比。利用就业弹性概念，国内学者胡鞍钢（1997）、张车伟和蔡昉（2002）以及简新华和余江（2007）计算了总体经济或三大产业的就业弹性，方明月等（2010）计算了不同所有制的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弹性。

估算就业弹性的具体方法是（方明月等，2010）：第一步，利用企业的生产函数，推导出企业的条件要素需求函数，即企业劳动力的需求方程；第二步，将劳动力需求方程两边取对数，得到双对数计量经济学方程；第三步，使用行业或企业层面的数据，估算出每个行业的产出就业弹性。

由于就业弹性的估算方程需要使用资本、利率、工资等变量，而且农业和服务业的统计数据通常难以获得对资本的准确数据，因此经济学家们在估计就业弹性时，一般使用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就我们分析的京津冀三地而言，即便是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其制造业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15》，我们发现：在2010-2014年这五年当中，北京市第二产业（含采掘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及部分公用事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21.31%-24.01%，比值相当稳定，其均值为22.56%。第二产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年平均值为19.2%。由于制造业占工业的90%以上，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制造业在北京市仍然具有举重轻重的地位。为此，我们决定以制造业为例，来分析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的就业吸纳和产业升级问题。

在500万元及其以上，2011年该标准改为2000万元及其以上。最新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1998-2013年的企业级微观数据。我们根据该数据库的标准处理方法（Brandt等，2012；聂辉华等，2012），剔除了不合适的观测值，析出全部制造业企业样本，最终得到了300多万个观测值，每年大约有23万家企业。利用这个中国最大的企业级数据库，我们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课题组计算了30个二位数制造业行业的产出就业弹性。

估算产业技术水平的方法通常是计算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Rodrik，2006），即用一种产品的出口值占全国出口值的比重，并乘以出口国家的人均收入作为权重。其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是，如果一种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那么它的技术水平就越高，并且在国际分工中占据的地位就越高。张鹏辉（2012）利用投入-产出表，采取类似的方法计算了国内产品的技术复杂度，然后结合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得到32个二位数制造业的技术复杂度。

三、京津冀三地解决矛盾的产业组合

我们首先计算了30个二位数制造业的就业弹性。就业弹性最高的五个制造业分别是：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就业弹性为0.41），家具制造业（0.401），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0.387），橡胶制品业（0.3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0.356）。就业弹性最低的五个制造业分别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0.277），饮料制造业（0.276），农副食品加工业（0.273），医药制造业（0.255），烟草制品业（0.191）。对于文教体育用品行业来说，其销售额每增加100%，就业人数就增加41%，这说明产出增加带动的就业增加幅度非常大。另一个极端案例是烟草制品业，其销售额每增加100%，就业人数只能增加19.1%，属于就业拉动幅度很低的行业。从上述部分制造业的就业弹性上，我们可以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家具制造业）往往具有较大的就业吸纳能力，而资本密集型行业（例如石油加工行业）或技术密集型（例如医药制造业）往往具有较低的就业吸纳能力。这完全符合我们的直觉。

在技术复杂度方面，排名前五位的制造业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技术复杂度为0.52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506），医药制造业（0.49），专用设备制造业（0.469），通用设备制造业（0.485）。这些行业基本上都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排名最靠后的五个制造业是：纺织业（0.277），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0.271），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0.255），农副食品加工业（0.238），食品制造业（0.238）。

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行业的技术复杂度，从两个维度将所有制造业分为四种组合（图1）：高就业弹性、高技术复杂度；高就业弹性，低技术复杂度；低就业弹性，高技术复杂度；低就业弹性，低技术复杂度。其中，高就业弹性和高技术复杂度代表这类制造业很容易吸纳就业，同时技术水平也高，属于典型的人力资本密集型高科技行业，例如塑料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上述分析对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而言，具有什么启发意义呢？首先，对于北京来说，发展高技术含量产业肯定是未来方向，长期来看要将大量就业人口疏散到天津或河北，但是在短期内还必须维持较高的就业水平。因此，北京在短期内应该选择“中等就业弹性+高技术复杂度”的制造业，这些行业包括：化学制品、专用设备和医药制造业等。在长期内，北京应该选择“高就业弹性+高技术复杂度”的制造业，这些行业包括：文教、通用设备、电气机械、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和塑料制品业等。其次，对于天津来说，其定位是发展高级的装备制造业，同时部分地疏解北京的人口压力，因此应该选择“中等就业弹性+高技术复杂度”的制造业。再次，对于河北来说，主要任务是承接北京和天津的低端制造业，同时缓解北京巨大的人口压力。因此，短期内河北的产业选择应该是“高就业弹性+低技术复杂度”，这些制造业包括：皮革、服装、纺织、金属制品等行业。长期来看，河北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北京和天津提供配套产业，必然也要伴随北京和天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因此要逐步发展“高就业弹性+中等技术复杂度”的制造业，这些产业包括：家具、橡胶、交通运输、化学纤维等行业。

我们的上述行业分析与京津冀三地的实际情况和政策导向是比较一致的。目前，以通信设备为主体的信息技术行业已经成为北京的高科技制造业之一，而天津已经把医药制造业和化学制品行业（特别是电池）作为本地的主导产业了，河北的交通运输制造业和家具制造业也比较发达。下一步的产业选择问题是，京津冀三地如何根据自己的战略定位，在短期和长期产业选择之间进行平稳过渡和相互衔接。例如，目前北京和天津都需要发展“中等就业弹性+高技术复杂度”的制造业，这意味着两地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竞争。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如何消除同质竞争、实行差别化布局，以及如何遏制污染行业，都是必须直面的现实难题。

四、结论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所有地方政府都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短期内如何“稳增长、保就业”，这要求政府必须选择具有较大就业吸纳能力的产业；第二是长期内如何“调结构、促改革”，这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推动本地的产业转型升级。面对就业吸纳和技术升级的两难冲突，地方政府如何做出最优产业政策呢？为此，我们北京市青年骨干教师课题组以京津冀一体化为例，计算了30个两位数制造业的就业弹性，并结合这些行业的技术复杂度，根据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战略地位，提出了最优的产业选择组合策略。由于我们使用了全国的企业数据，因此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同样适用于全国其他地方。

（方明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本文是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新产经》，2016年第8期，发表时题为《京津冀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作者感谢杨汝岱教授提供的建议，但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