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3年3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张晖突然因病逝世，年仅36岁。他2006年进入社科院工作时，一个月工资仅有1千多元。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张晖基本上是穷死的。最近，青年学者张晖之死引发了一些讨论，以至于人们感慨“穷人最好别做学问”！本人不幸也是穷人，而且可能比张晖更穷，不过比张晖幸运而已。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研究人员的工资竟然不能保障生存，这是研究人员的耻辱还是国家的耻辱？在生计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讨论“钱学森之问”岂不是异想天开？

今天微信朋友圈又在讨论张晖之死，于是我翻出了十年前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的一篇文章《大陆高校：没有一流待遇，哪有一流水平？》。这篇文章当年引起了很大争议和很多批评。但是，多数批评都很愚蠢，因为批评者根本搞不清楚“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打个比方，一粒种子，要开花结果，总要先施肥浇水才行。但不是所有浇过水的种子都能开花结果。而且你也不能反过来，等种子开花结果之后再施肥浇水。这道理再明白不过，当年我却要连篇累牍地在天涯社区辩解。这正应了我那句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中国庞大的网民！如今，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科研情况并无根本改善。虽然有少数学者享受了世界一流待遇，也确实拿出了世界一流成果，但多数青年学者依然面临严重的生存压力。少数大佬把持大量资源，各类课题和人才头衔应接不暇；海归工资是土鳖工资的十倍，全世界最大的劳动歧视就发生在中国大陆，却无人吭声；教育体系的行政化和官僚化日益严重，大学正逐渐变成半个官场。——2016年5月1日

大陆高校：没有一流待遇，哪有一流水平？
 
文/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

 
一、事情的起因
 
最近，香港高校到大陆抢夺高考考生的新闻火爆了这个盛夏。始作俑者薛涌发出惊人之语，声称“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为二流”。他认为，要提高大陆高校的竞争力，就必须通过与香港高校“打奖学金战”来抢夺学生。在我看来，薛涌的观点多少有点耸人听闻，而且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2006年大陆高考考生有950万人，就算千里挑一，也能选出近万个优秀学生。北大、清华合计招生不到6000人，香港八所高校今年在大陆总共招收约1300人。算下来，即便香港高校突破10％的外来招生比例限制，再翻一番，或者再设一个北大，我们的优秀生源也是供过于求。因此，仅仅根据香港高校抢了大陆多少高考状元或者高分考生，就认为北大、清华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显然过于夸张。
 
二、直接的原因
 
中国大陆的本科生源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但是为什么大陆没有世界一流的研究生？也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因为我们虽然有一流的生源，却没有一流的大学教师。好比我们拥有一流的原材料，但是缺乏一流的工匠，因此没有一流的产品。我们要么为海外高校输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要么干脆搞OEM（贴牌生产）。出国留学潮和中外合作办学如此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
进一步追问，我们为什么没有一流的高校教师？除了“反右扩大化”和“文革”造成人才断层等历史原因，以及“官本位”等文化原因之外，我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大陆教师缺乏一流的待遇。以我所熟悉的经济学教育为例。根据econphd.net等权威的排行榜统计，香港的科技大学、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和城市大学全都排进全球前200名，而大陆高校排在最前面的北大也不过位于前300名的末端。香港高校学术实力如此强大，直接原因就是香港政府大力投资。根据香港教育统筹局的新闻公报，2004－2005财年香港政府投入教育的经费分别占全部政府开支总额的22.9％和GDP的4.3％，其中高等教育经费占三分之一左右。最典型的是香港科大，这所1991年才创办的大学在短短十几年里就成为亚洲一流并享誉世界，其经济系教师全部来自世界一流大学，并在世界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与大陆相比，香港地处商业中心，因此香港本地学生对于学术研究并无多大热情。但是为什么香港高校能吸引世界一流的教师呢？因为香港高校有世界一流的薪资水平。大致估计，香港高校的讲师（助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的平均年薪分别为40万、50万和60万港币（注：2006年数据），这一薪资水平堪与美国竞争，大约是大陆的十倍以上。也许有人会说，香港的人均收入是大陆的十倍以上，因此香港教师的工资也应该是大陆教师的十倍以上。问题在于，产生世界一流成果的成本基本上是相同的。在大陆做一个世界一流的科研项目，其成本怎么可能是香港的十分之一呢？毫不夸张地说，大陆有一流的学生，但是没有一流的教师；而香港有一流的教师，却缺少一流的学生。因此，香港教师特别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才是香港高校到大陆抢夺生源的根本原因。相反，如果我们没有一流的教师，即便囊括天下英才又能如何？
也许有人会质问，没有一流水平，凭什么给你一流待遇？这绝非一个蛋和鸡的问题，而是一个鲜花和土壤的问题。没有良好的土壤，怎么可能有娇艳的鲜花？你能期望先长出花朵来，再给鲜花培土施肥吗？还有人质疑，劳动的价值由边际生产力决定，如果没有一流的水平，难以维持一种一流的待遇。这种诘问对普通行业是成立的，但是对于高等教育和研究这种具有强烈正外部性和一定风险的特殊行业并不适合。既然政府在经济水平还不是世界一流的国情下提出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就说明我们的国力完全可以支撑某些特殊行业的适度超前发展。否则，我们如何可能在“一穷二白”的形势下搞出“两弹一星”？
 
三、流行的误解
 
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决不应该把必要条件理解为充分条件。这本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可是在学术界或教育界却难以被社会所接受。想想看，一个读了20多年书的青年博士，毕业后即便到北京的名牌大学当讲师，一个月工资也不过两三千元。面对近万元/平方米的平均房价（注：2006年数据），怎么可能安心做研究？除了经济上的窘迫，青年教师还要应对各种与学术研究无关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活动。而应对这类事务本非教师的比较优势，因此教师承受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巨大，这是高校教师频繁跳楼和“过劳死”的潜在原因。在香港，高校青年教师每天就想如何做研究、发论文；而大陆，青年教师每天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生存，其次是应对各种事务，再其次才是教学与研究。青年教师本是学术创新的主力，但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大学如何可能成为世界一流？既然选择了以教书育人为职业，如果能够获得足够的工资，绝大多数教师一定愿意专心于教学和科研，青年教师“过劳死”的新闻一定可以大大减少。
看上去，似乎高校教师的实际收入在整个社会中并不低，但是这里有两点被严重误读。第一，多数高收入教师的主要收入并非学校的工资，而是在校外的各种兼职所得。从局部均衡的角度看，这似乎没什么不好。教师改善了生活，高校减轻了负担。但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看，教师将大量精力用于第二职业，必然导致教学与科研质量的降低，最终受害的是学生和社会。学校行政当局管理教师的办法就是不断地进行名目繁多地考核。问题在于，人力资本是无形的。你当然可以规定我每天上班几个小时，但你怎么可能控制我这几个小时干什么、怎么干呢？对人力资本必须以激励为主，而不能单纯监督的，这是激励理论的基本结论。遗憾的是，由于中国的大学都是国有的，而教学和科研质量的降低在短期内难以显示，因此这难以对高校的领导和行政人员形成有力的约束，却会对学术界的声誉形成负面影响。一个在考研辅导班日进万金的老师，当然没心思指导学生。所以，几年前我所在的人民大学不得不让这位开着宝马来上班的副教授提前退休。我认为，一种有效率的薪资制度，应该保证每一个人只要完成本职工作便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第二，人们过于关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容易忽视行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在高校，真正腰缠万贯的教师毕竟只是极少数，因为“著名”的人物永远是那么少。而绝大多数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则依然在贫困线以上、小康线以下苦苦挣扎。学者的主要职责是传播知识和创造知识，而创造知识的主力是青年人。在高校，青年教师地位最低、收入最少、干活最累、待遇最差。所以，即便青年人可以从“苦媳妇熬成婆”这种普遍的社会规则中得到一丝安慰，可以从讲师变成教授、博导，当然也可以成名和赚钱，但是时光不会倒转，创新的思想不会再有。于是，有资源的人没思想，有思想的人没资源。欧美大学的讲师也要熬，但是人家熬的是职称，而不需要为生计担忧。中国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资本市场，使得青年教师可以通过“借贷”资源来平滑消费。因此，在这种畸形的迭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研究实力处于低水平的恶性循环中。
“官本位”诚然是当前大学科研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但是在短期内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应该提一些力所能及的建议。而提高教师待遇，增加教育经费，减轻教师非学术压力，则是可望而可及的。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25辑，作者聂辉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