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因此中国的制度变迁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前途和社会发展。作为以制度为主要分析对象的经济学分支，制度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应该为解释和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提供启示。尽管经济学行之已远，但相对于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仍属跬步细流。略带夸张地说，经济学所有的问题仍然是问题，更遑论关涉社稷民生之重大问题。小生不才，虽学力不逮，亦斗胆归纳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十大问题，期待和诸位学界方家同仁共同探讨，为通过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促进社会进步贡献绵薄之力。

1、为什么大的国家都实行联邦制？

世界上所有幅员辽阔的国家都实行联邦制，例如前苏联、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俄罗斯，除了中国。在单纯的组织理论之外，这种国家体制是否存在某种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是世界罕见的单一制大国，并且实行五级财政（乡、县、市、省和中央）。为什么中国不能实行联邦制？给定存在某种现时不可突破的制度藩篱，中国是否可能划分为四级财政和更多（比如50个）省份？

2、独裁国家为什么会有黑社会？

象元朝和清朝那样，国家由一个特权阶级或者种族统治，即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既然每一个统治成员本身即是委托人，那么委托人不会允许其他竞争者分享国家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是唯一合法拥有暴力的组织。用Olson的话说，政府本身就是稳定的黑社会。那么，为什么在一个独裁国家或者某个集团统治的国家会出现并没有法定权力的黑社会？逻辑上，多党制的民主社会更容易出现黑社会，因为代理人会和其他代理人合谋。但委托人怎么愿意和代理人合谋？

3、经济增长如何内生出政治民主？

民主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能够促进民主，这已经是经济学家的共识。问题是，增长促进民主的条件是什么？不是所有的增长都带来民主的副产品，因为增长也可能巩固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从而出现独裁的陷阱。什么样的初始条件、增长方式和分配方式能把中国带入通往民主的康庄大道？

4、政治科斯定理是否成立？

如果政治科斯定理成立，那么所有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改革都将无碍，因为利益集团之间总可以通过谈判和赎买的方式实现帕累托式的改革。因此，政治科斯定理是否成立、在什么条件下成立就是改革最大的理论难题。就中国而言，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政治赎买？

5、“非帕累托的改革”如何可能？

如果科斯定理成立，那么所有帕累托式的改革都能实现，社会将逐步趋于最优。但是，如果不存在一种有效的转移支付机制，那么很多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改革将难以实现。当改革逐步迈向纵深阶段时，单纯的增量改革已经难以解决目前的问题。进一步的改革势必让一些人利益受损，让一些人利益增强，我们不妨简单地将这种改革称为“非帕累托的改革”。当前的国企改革、三农问题、社会保障、房地产和教育问题，都具有很强的非帕累托性质。在极端的情形下，掌握权力的人成为改革的最大障碍时，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难题便出现了。于是，我们必须思考，“如何与虎谋皮”？

6、教育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教育本应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最主要途径。然而，教育本身越来越不公平了。当受教育水平越来越与财富正相关时，社会公平的利器正遭受破坏。教育如何可能避免被掌握权力的人用于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我认为，这才是教育改革最重要的目标。

7、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是相容的吗？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管谁决定谁，但一定是相互匹配的。那么，经济上的分权和政治上的集权可以匹配吗？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可以和中央集权制长期并存吗？如何从这个角度分析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国是具有“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

8、市场经济与关系社会是相容的吗？

正式制度必须与非正式制度相容，这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是，中国是一个以关系为特征的身份社会，而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以契约精神为特征的匿名社会，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紧张关系。在迈向市场经济的不归道路上，中国将如何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

9、中国如何避免走向拉美式的裙带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标题不用解释，但确实无数士林深为忧虑的问题。最坏的官僚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社会，还不如不好也不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这个问题也是上述诸问题的总结。

10、国家可以和企业那样相互兼并吗？

企业之间可以通过优胜劣汰来兼并重组，国家之间是否也存在效率边界？如是，则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将如何重构？国际联盟与国家主权将如何演变？

原文出处：聂辉华搜狐博客，http://doctornie.blog.sohu.com/112565308.html，2009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