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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大学时代

中国人自古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为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重要手段,是维持社会垂直流动的最重要制度。而大学,是现代社会实现读书改变命运的最重要一环。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以什么方式读大学,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又是一年高考时,又到填报志愿时,每年都有无数人写文章讨论怎么选择选大学,怎么定专业,但很少有人讨论如何充实地、有价值地度过大学四年。我想谈谈我的大学时代,让年长的一辈知道,我们也曾为了国家“怒发冲冠,壮怀激烈”;让年轻的一辈知道,我们也曾为了理想“蚍蜉撼树,螳臂当车”。

 

一、血浓于水

 

1997年,我从江西一个普通中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业经济专业。我成了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参考《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聂辉华教授访谈录》)。

刚读大学没多久,从香港开始,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记得11月的一个晚上,人大财金学院资深教授陶湘在教三3101教室做讲座,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由于主题火爆,教室座无虚席,几百人摩肩接踵,以至于一个女生干脆把我的肩膀当成记笔记的小课桌。那时我入校不到三个月,基本听不懂陶湘在讲什么,但就是觉得,能在这么多人面前对一个热点问题条分缕析,甚至谈笑风生,真不愧是“大师”也!听完讲座回到宿舍,发现大学班主任齐老师早已等候多时。我的班主任也是奇人,虽是大学老师,更是投资高手,据说他当时已经赚了很多钱。他的时间成本那么高,但却经常来我们男生宿舍聊天。他曾在国家计委工作,又在东京大学留学,很多观点发人深省。也是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知识经济”概念,风靡一时。见我等追逐潮流,齐老师毫不客气地反问:世界上有跟知识无关的经济吗?我瞬间耳红。他对“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也毫不客气。如今“数字经济”大行其道,我又想起了当年老师的教诲。2006年,我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也担任了四年大学班主任。惭愧的是,我没能像当年齐老师那样经常来宿舍和学生聊天,只是偶尔突击查寝。

1998年,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下,香港金管局最终击退了国际资本大鳄索罗斯的狙击,打赢了汇率保卫战。还是那一年,一场世纪洪水肆虐大半个中国。“长江告急、松花江告急、珠江告急……”一位长者亲临现场,对参加抗洪抢险的军队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讲话。人民子弟兵不负众望,香港同胞热情捐赠,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让我真正体会到“血浓于水”的感情。刚入学时,我们曾被送到河北参加军训。二十天的军训非常辛苦,也非常漫长,离开时战士和学生泪眼相望。听说现在大学生都只在校园内军训,恐怕难以体会到那种军民鱼水之情了。

1998年洪水期间,我报名参加了人大学生暑期调研活动。我选择的题目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我拿了一张校团委开具的介绍信,回到老家江西省崇仁县,跑进县委大楼,请团县委安排调研,结果他们人手不够。于是我一个人闯进县粮食局找人采访,然后又和高中同学去了中心粮库调研。那时的政府大门是开放的,那时的人大学生证是管用的。回来后,我写了一篇调研报告《滂沱雨中话粮改》。尽管主政者铁腕推进,但此项改革最后无疾而终,因为脱离实际。

 

二、思想启蒙

    

1997年,互联网在中国开始流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风险投资家尼葛洛庞帝的著作《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卖得洛阳纸贵。那一年,中国第一家民营互联网公司瀛海威已经在中关村创立两年,办公地址离人民大学不到1千米。当年最火爆的事情就是办网站。无数网站开张了,无数网站倒闭了。那时的大学生,无人不知ChinaRen。但最火热的门户网站还是新浪。王志东参与创办了新浪网,并于2000年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然而,仅仅一年之后,CEO王志东被资本扫地出门,由此引发了“创业英雄vs.资本意志”的热烈讨论(参考聂辉华,《一切皆契约》,第8讲,“企业家和资本家谁更应该控制企业”)。当年,新浪王志东和网易丁磊都住在人大西门斜对面的万泉新新家园。我班主任齐老师和他们是邻居,当时的房价是16800元/平方米。这简直是天价(现在是十倍),只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有意思的是,我后来招收的一个外国硕士留学生,还给王志东的孩子当过外语家教。绝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会以这种方式和他发生间接联系,六度理论再次被验证。

尽管人大以人文社科著名,但当时一直在追踪前沿。那时,学生会铺天盖地宣传互联网,以至于我这个文科生也在1998年学习互联网知识,并且在1999年就创办了个人主页“白鲨在线”。没错,这就是我后来个人网站的名称(www.niehuihua.com),至今存活。从这个角度讲,我居然一直活跃在IT前沿!

那时的人大,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如火如荼,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读人大之前,我是应试教育的标准模板,相信教科书上说的每一个字;读人大之后,我才经历了思想启蒙。给我启蒙最多的,是人大校内异彩纷呈的讲座。当时的校级和院级学生会以及各种学生社团组织了很多讲座。樊纲、茅于轼、从维熙、周国平,还有余秋雨。有时真的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记得周国平当时在人大新图书馆(现在的音乐厅)做讲座,开头就说严复翻译的《国富论》,要么是牵强附会,要么是胡编乱造。我当时大吃一惊,原来还可以这样批判权威!

当时校内课程良莠不齐,管理松弛。有人一张报纸讲一天,有人历史掌故信手拈。虽然我是工商管理学院的本科生,但可以在全校范围内选择选修课。在所有的选修课中,同学们高度推荐国际关系学院徐之明的《大国兴亡》。作为“人大四大名嘴”之一,徐老师讲了很多教科书上没有的历史掌故,让我们不胜感慨。2003年,当我回人大读博时,他的课堂已经从教二一个不到40人的小教室换到了教三最大的200人教室,而且还要提前两小时占座!虽然名嘴的课程大受追捧,但对我个人冲击最大的还是来自中文系的“钢嘴”冷成金的课。有一次我利用课间休息的时间,斗胆问了他一个问题:“都说《红楼梦》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衰落,可是我看完之后怎么发现贾氏家族中兴了啊?”冷老师反问我:“谁告诉你它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衰落?”我本能地说:“高中语文教科书啊!”他又问:“教科书的东西就一定可信吗?同学,你只要有今天这种质疑精神,五年,不,十年,必成大器!”(参考《怀念冷成金教授》)有时,即便是八百人大教室里的“大学生修养”课,也能偶尔拾得“金句”。当时有一个老师回答了我一个问题之后,送了一句话:“三思方起步,百折不回头”。每当面临抉择时,我都会想起这句话来。

 

三、爱国热情

 

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举国愤怒。大学生们多次自发组织小规模的游行。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刚从老乡家里吃饭回来,就碰到了中关村大街上的人大学生在游行,目的地是位于朝阳区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我赶紧加入。我们一路走,一路喊口号,路上还有热心群众给我们送鸡蛋当武器,大约走了4个小时才到大使馆,当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大喊“尚慕杰出来”。亏得那时年轻,但也累得够呛,最后是学校领导派了几辆公交车接我们回来。我至今感谢那个领导,逢年过节还发短信问候,但他永远不会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回到寝室时,天都亮了,我们睡了几个小时又去上英语课了。

南斯拉夫事件是当年最大的中美危机,也激发了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当时大家每天都买报纸,了解最近进展。我亲眼见证,一对农民夫妇因为卖北京青年报,把自己的临时小报摊做大成了校内一个固定的大报摊。当时人大学八楼对面有一堵墙,大家在墙上贴了很多讨伐美帝的海报或宣言。我也写过,然后和同学夜里偷偷去张贴。

那时的学生活动也是缤纷多彩。我刚上大学就参加过多个社团,还在学生会工作了两年,做到了“副部级”干部,然后还闲不下来。于是在大三时又和工商管理学院的几个同学以及社会学系的几个大一学生,一起创办了一个“经济与社会学社”(名字忘了),搞过两次讲座,出过一期报纸。

由于互联网开始兴起,但是大部分人买不起电脑,于是只好去机房上网。我的QQ号码还是8位数的,可谓“弄潮儿”。除了QQ,BBS是当时最流行的网络交流工具。我当时混迹于各大BBS,曾经把自己的帖子顶上了“一塌糊涂”和后来的“两全其美”。人们在BBS上讨论古今中外的各种事情,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是环境较为宽松。

大学四年,我经历丰富,可谓“走过南闯过北,火车道上压过腿”。我曾在一篇访谈里提到,大学四年,我最自豪的事情是勤工俭学,自力更生。为此,我做过编辑,卖过教材,当过家教。烈日炎炎,风雨雷电,苦不堪言!

 

四、海报栏的变化

 

2000年,我已经大三了,其实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干嘛。反正考研、考公务员、找工作,一件都不能少。那时,已经有很多人准备考研了,差不多占全校本科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吧。当时的人大硬件较差,教室很少,学习资源非常紧张。为了有一个地方能安静地准备考研,我和很多同学一样都去旧图书馆四楼占座。四楼两个教室,大约有100个座位,但是全校要考研、考证和出国的学生数以千计,因此必须很早就去占座。我记得旧图书馆每天早上7点开门,一般都要6点去占座。北方的冬天,早上6点外面黑乎乎的,伸手不见五指。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每天都有座位。可见,内卷从那时起就开始了。

好在,那时工作比较好找。我们全班没有找不到工作的。我记得隔壁班有一个来自贵州农村的同学,不善言辞,居然也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我当年工作时的工资是每个月5千多元,而人大世纪城的房价是3千多元/平方米。如果按房价指数计算,我当年的工资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给大家一个抢答的机会。总之,单纯按收入计算,我当大学老师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每当我觉得事业不尽人意时,就……(此处省略128个字)。

留校当老师后,我偶尔在校园里漫步,就会特别关注校园海报栏的内容。在我刚读人民大学时,校园里大多数是各类学术讲座的海报,后来有很多考研的海报,再后来有很多出国的海报,现在几乎都是考公的海报。在著名的“十三邀”节目里,有一期是许知远采访中国富豪榜的创始人胡润。胡润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观察:教育界首富,由教英语的俞敏洪,变为教孩子升学的张邦鑫,又变成教人考公务员的李永新。那一期节目是许知远和胡润绕着人大校园外面边散步边对谈。为什么绕着人大转圈呢?因为胡润在人大学了一年中文。

2001年,我即将毕业了。纪宝成已经成为新的人大校长,开启了新的时代。之后,人大的社会影响如日中天。推荐大家看一下人大校友的文章《以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的尺度看历任校长》,里面把我也顺带“调侃”了一番。

当然,大学也有很多憾事。可惜“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不解风情,满楼红袖,哪堪匆匆过客!恃才傲物,只空叹“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我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象牙塔,那里永远有对人性、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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