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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江西返乡三日

2022年1月9-12日,我在春节前回了一趟江西老家(已回北京,别喊我喝酒)。所思所想,寥记如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部分细节做了技术性处理,请勿对号入座。

 

一 

9日上午,我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顺利通过了安检。尽管我前一天专门做了核酸检测,但是并没有人查询核酸报告。在候机室等飞机时,一个人大女生居然认出了戴口罩的我。她说她跟导师陈教授一起去江西调研电子商务。太巧了,陈教授和我是老乡,我赶紧找到他。他们一行三人,下飞机后就准备租一辆轿车,先去抚州调研。我可以搭个顺风车,省得花几个小时等机场大巴。这个女生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我几年前应邀给他们做过一次讲座。这印证了社会网络理论的一个观点:有时“弱联系”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社会网络专家、斯坦福大学杰克逊(Matthew Jackson)教授2019年曾到人大经济学院介绍他的专著《人类网络》。该书是我当年看过的最有启发的一本书。而我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我2013年在英国伦敦参加皇家经济学年会时听了他的主题演讲,并且他正好主持我报告论文的会议。正所谓“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念念在兹,必有回响”。

飞机抵达南昌昌北机场后,陈教授立即联系了神州租车公司。据陈教授介绍,当地有好几个租车公司,头部公司的轿车是自购的,比较新,而其它公司很可能是收购二手车出租。租车业务对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非常便捷。我第一次关注到这个商业模式,还是因为何伟(英文名Peter Hessler)的三部曲之一《寻路中国》。我们一起前往抚州,陈教授亲自开车。我问同行的两个研究生是否有驾照,并告诉他们现在驾照和英语六级一样,是找工作的“硬件”之一。他们说有驾照,但是不会开车。不会开车的人可能觉得开车是一件很厉害的本领,但实际上开车是绝对的经验活:只要开久了,水平就提高了。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本来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只不过有人勤学苦练久了,差距就被拉大了。

我和陈教授聊起了电子商务。我一直觉得,对于江西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来说,发展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是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的重要战略。否则,对于“一无重大项目、二无特色产业、三无上市公司”的很多穷地方来说,怎么可能有希望赶上发达地区呢?电子商务不仅让落后地区加入了全国甚至全球分工网络,实现了“地球是平的”(书名)和“长尾理论”(书名),而且有助于提升乡村的治理水平。越是懂电脑的人,眼界越开阔,越是能够增强乡村的监督能力。目前,中国的电子商务已经在全球领先,这应该看做中国“制度优势”的一部分。我坚信,国家会继续大力支持数字经济和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与股市无关,请勿过度解读)。不然,我们还有哪个产业能够超越发达国家呢?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抚州市。跟陈教授告别后,亲戚开车将我接到崇仁县。到达崇仁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汽车站做核酸检测。出发之前,我了解到各地都要求旅客在当地做一次核酸检测,不管到达之前是否做过。有人以为这是各地对外来旅客征收的“核酸税”,但是我发现做核酸检测都是免费的。在崇仁汽车站,有三个工作人员(两个医护人员和一个保安),他们都主动跟我说普通话,告诉我24小时之内可以在小程序“赣码通”上查到结果。回北京的前一天(11日),我到崇仁县人民医院又做了一次核酸检测。亲戚开车带我赶到医院时,刚好是11点半过几分钟,而他们是11点半下班。但是他们等了我一会,然后免费给我做了核酸检测,顺便还给我办了一张就诊卡,告诉我当天晚上就可以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查到结果。

千万不要以为做核酸只是一件小事,其实透过这件事可以看到,防疫是对中国基层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和提升,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一件大事。第一,防疫战略是全国统一部署的,它的技术要求、流程和标准是全国统一的。我相信也是自上而下培训、推广和普及的。在这之前,很多基层地方政府在传染病防治方面通常面临缺乏人员、设备、经费和渠道的困境。但是,现在各个地方,包括中西部地区最基层的县级行政组织,都能够依靠本地力量和上级指导,完成大规模的人员流动管理、疾病检测、疫情通报、应急处置。这当然受益于中国发达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智能手机和微信、支付宝等手机软件的普及。同样的事情,我相信印度和拉美国家是做不到的。第二,防疫政策提高了各地的现代性。为了应对来自各地的流动人口,象崇仁县这样的中西部小城市,其工作人员也要说普通话,因为只有普通话是统一的语言。不要小看说普通话这件小事,它其实是大事。2001年,我曾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重庆与普通话》,认为说普通话是一个地方包容开放和融入统一市场的表现,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经济学家Mauro(1995)曾用一个地方说方言的种类来衡量市场的分割程度,并作为腐败程度的工具变量,这是有道理的。第三,防疫政策是对地方财政管理能力的一个考验。从经济上讲,各地的返乡政策体现了一种“两难困境”:严格的返乡管控政策不利于人口流入,减少了消费水平和税收;宽松的返乡政策能增加消费水平和税收,但是可能加剧疫情并危及“官帽”。单从经济上讲,防疫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是一笔较大的财政支出,不知道它们靠什么平衡预算。一个朋友告诉我,很多地方今年不在道路两旁挂灯笼了,可能春节期间的景观支出被平衡掉了。

9日晚上,我和部分高中同学在县城聚会。对大中专毕业生来说,小县城的就业机会不多,主要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因此,在本县工作的高中同学多数在“体制内”。基本上,衡量一个地方的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可以看大学生的就业去向。但公家饭也不好吃,内卷得厉害。因为县乡层级低,官位少,所以为了激励干部努力,不得不安排很多隐性台阶,拉长晋升通道(相关文章《中国官员级别的政治逻辑》)。以乡镇为例:一个大学生到乡镇工作,大约三年可以升为副乡长(副科级),然后是党委委员(副科级),接着是副书记(副科级),可能后面还有人大主席(正科级),之后才能当乡长,最后当上党委书记。就算三年一个台阶不停步,大学毕业工作十二年之后,也只是一个正科级,而且这也是99%的县乡公务员的“天花板”。如果是在中央部委,十二年通常可以干到正处级。因此,乡镇干部的升迁空间很小,他们非常不容易。前几年推行职位与职级并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基层干部的升迁焦虑。在2015年发布的反腐败研究报告中,我曾提议,为了提高激励效果,同时减少城市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应取消副省级城市级别,同时将所有县区提升为副厅级,这样基层干部的发展空间就会大一些,50岁以上不作为或者乱作为(腐败)的现象就会少一些。

 

10日傍晚,我们开车去抚州办事。先经过乡镇,然后进入县城,最后到达市区。我虽然几乎每年都回家一趟,但是很少在县城和市区逛。这次走马观花,才发现县城和市区变化都很大,楼堂馆所鳞次栉比,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从道路两边的商铺来看,大部分的装修风格比较流行。一些大城市的品牌,在小县城也能看到。如果只看高楼大厦和房价,那么我可以简单地总结:现在的县里象十年前的市里,现在的市里象十年前的省会。中国城市外貌的进步,是自上而下层层辐射的。这是中国金字塔型的城市等级体系决定的。我与合作者对此写过论文(相关文章《开放人口自由流动宜循序渐进》),结论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人跟资源走,资源跟权力走,而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毫不奇怪,中国的好大学、好医院,几乎都集中在高等级城市(省会、副省级市和直辖市)。然而,行政权力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因为它不是市场导向。我们快到市里时,下起了小雨,又正逢下班时期,道路堵得一塌糊涂。如果到了年关,县城和市里会更拥堵,因为很多在外打工的人都作兴开车回家,而县城的交通规划并没有如此大的车辆吸纳能力,这导致停车都非常困难。

 

11日中午,家里安排亲戚朋友们一起来吃饭。我顺便了解了一下当地的生活状况。疫情对老人的负面影响可能是最持久的。现在,农村大部分人口都是老年人和留守儿童,而老年人基本上不会操作智能手机。因此,他们根本没法单独离开本县,也没法在很多地方买东西。如果不是因为医院还有人工窗口,恐怕连病都看不了。2020年底,针对“互联网巨头进军社区团购”的现象,我本人持明确的批评态度,因为它不仅涉嫌不正当竞争,而且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关文章《为什么旗帜鲜明反对互联网巨头搞“社区团购”》)。但是,在一个四五百人的“数字经济”微信群里,一个上了年纪的“专家学者”就猛烈批评我:“互联网企业抢小菜饭的饭碗,我看抢得好,抢得妙!有本事,小菜贩也可以用电脑去抢互联网企业的饭碗啊!”这种人,别说“专家学者”,我看连“人”都不合格,因为人都有“恻隐之心”或者说“共情”能力。我立即退了那个群。有些人不管读了多少书,都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对待弱者的态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水位。

疫情对小微企业老板的负面影响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亲戚三年前开了一个小餐馆,当年肯定是亏损的,就指望第二年赚点钱。结果第二年碰上了新冠疫情,不用说,损失较大。想着熬过疫情就好了,结果今年疫情再次复发,有关部门要求聚餐请客不得超过五桌,这简直是雪上加霜。对很多小饭店来说,年底的生意,抵得上全年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流水,这是赚钱回本的关键时期。另一个亲戚在东南沿海做工业厂房的生意。他说,以前租厂房都是三年起租,现在改为半年起租,可想而知经济环境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多大的损失。眼下,除了极少数国家大力支持的高科技行业(例如新能源汽车),他接触的95%以上的民营企业都在收缩。

说点轻松的吧。农村有很多儿童,有趣的是他们很多都只会说普通话。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而学校已经普及普通话了;剩下的时间大部分是在看电视、打游戏和刷抖音,也是普通话环境。各位可以脑补一下我和他们的对话场景:一个来自北京的教授用正宗的方言,和一群农村的小孩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双方并未就任何国际问题达成共识。

11日下午,我先拜访了一个局长。局长豪情满怀地向我介绍了他正在推进的一个大项目,从资金筹措到全景规划,从人才招募到楼房设计,侃侃而谈。看得出,他踌躇满志、干劲十足。我完全能理解这类官员的雄心:宦海多年,终于得到重用,担任一把手,可以努力实现个人抱负了。国内新政治经济学文献对官员努力工作动机的研究一直没有大的长进,主要是三种动机:财政支配权、政治晋升和寻租收益。其实,自古以来,“光宗耀祖、青史留名”就是士大夫入仕的主要动力之一。可惜,时移世易,这种动力现在没有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的空间。傍晚,我回到高中母校崇仁二中。校长带我参观了老校园和新校园。看得出,母校这几年变化很大。不过,他谈到了不容乐观的生源问题。我读高中时,生源不能跨县流动,因此本县高中得以留住一些拔尖学生;现在允许跨区流动,导致拔尖生源几乎都被市里的“超级中学”抢走了。这种不太公平的竞争,使得一些普通中学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华中科技大学陈斌教授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优秀者和普通人的分离组合,两者混搭(“负向匹配”)更能提高生产率,因为分离组合会导致落后者失去追赶的希望,而混搭能带来正外部性。据说,本县已经有六七十家教育辅导机构了,没想到小县城都内卷得如此厉害。如果不“双减”,学生恐怕会累死;但现在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是不是真的禁止了课外补习呢?会不会因为富裕家庭有别的办法而导致贫富家庭的孩子教育差距更大呢?校长和我一样,都不同意“快乐教育”的理念。穷人只有勤学苦读,才能改变命运。我自己和家人的经历就是明证,因此我们全家一直对教育工作者满怀敬意,也愿意为教育事业奉献不已。

       来回途中,我抽空看完了一本书,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该书对清朝的八旗制度、织造、盐道和舆情体系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并以小见大地勾画了清廷和江南的冲突与回旋。其博学、其细致、其视角,令人叹为观止!一个外国人,甫一出道(博士毕业的第二年,1966年)就出版了这样一本鸿篇巨制,不愧是海外中国史的顶级学者。2014年,史景迁曾在人大演讲,我也有幸聆听。可惜,他去年驾鹤西归。在经济学界,即便是优秀学者也写不出这样的好书,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要么在推导数学模型或计量回归,要么在读“八股”论文中的数学模型或计量回归,视野狭隘,语言苍白,想象乏力。因此,我一直建议经济学者要多读点书。(相关文章《经济学者究竟要不要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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