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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最好的我们》
 
你好啊,如果问你有没突然觉得读书真有用的瞬间,你会想到哪些时刻?
 
今天这话题上了热搜。理想君翻看了各种故事。虽然还时不时听到“读书无用论”,理想君认为“幸好读书”。
又是一年毕业季,无论是毕业多年的“社会人”还是正备战高考的学子们,一定都听过老师或家长的那句话:“上了大学你就轻松了!”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上大学以后你会发现,虽然没有做不完的“五三”,但还有起不来的“早八”;虽然没有老师整天督促你学习,但还有压倒性的peer pressure:你的同学都在考证、考研、考雅思,你也不得不被裹挟着思考自己应该作何选择。
 
你不禁发问:明明已经考上大学,说好的“上了大学就轻松了”呢?为什么还是要努力读书来证明自己?
 
理想君分享聂辉华教授新书《一切皆契约:真实世界中的博弈与决策》的一篇文章,用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解释你寒窗苦读的深层原因。

 
为什么读书才能证明你自己?
 
选自聂辉华《一切皆契约:真实世界中的博弈与决策》
 
01 为什么要上大学?
 
身处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不完美世界,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向外界证明自己。1973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斯彭思(Spence),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发表于国际顶级的《经济学季刊》(QJE)上。这篇文章后来成了信号发射模型的经典之作,斯彭思也因此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有趣的是,他当年在哈佛读博士时的导师托马斯·谢林(ThomasC. Schelling)在他之后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学生比老师更早获得诺贝尔奖,这是非常罕见的。
迈克尔·斯彭斯
 
这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看上去非常“无聊”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求学读书呢?
 
让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境。你和你周围的小伙伴们都想去本地一家著名的互联网公司上班。这家公司需要很多聪明人,并且根据聪明程度来支付薪酬。现实生活中,谷歌、微软和华为就专门设立了这种“天才”岗位。当然了,聪明只是成功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你的小伙伴们有些很聪明,有些一般聪明,你们知道各自的聪明程度,但是公司在招聘你们之前并不知道。
 
因此,你们和公司之间存在一种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显然,每个人都希望进公司拿高薪,但如何证明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呢?经过摸索之后,大家发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去读书。一个人要想在学校考高分,必须有很好的记忆力、推理能力和计算能力,而且越是聪明的人学起来越轻松,越是不聪明的人学起来越吃力。读书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但读书本身并不会提高你的智商,因为智商往往是天生的。
 
当读书成为一种证明自己的信号时,你会怎么选择呢?这就说到做出最优选择的两种规则。
电视剧《小欢喜》
 
首先,你需要权衡读书的成本和收益。成本-收益分析法就是经济学的独门秘籍。读书的好处是,你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聪明人,毕业后就可以到企业拿更高的薪酬。读书的成本是,你耽误了几年时间,还要交纳学费,而这几年去上班本来可以挣到一笔钱,这笔钱就是你读书的机会成本。同时,你还要考虑到读书的努力成本跟你的聪明程度有关。
 
其次,你需要考虑其他小伙伴和公司的策略。当公司把读书作为挑选员工的手段时,如果有很多自认为聪明的小伙伴都去读书了,那么自认为聪明的你,就需要比他们多读几年书,这样才能进一步将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当聪明的小伙伴们都这么考虑时,博弈的结果就将是,读书的年份越来越长,比如从大学本科读到硕士,从硕士读到博士。在这个博弈过程中,直到有一部分最聪明的人终于成功地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出来,这场拼智商的游戏才会结束。
 
02 两种均衡
 
在这场读书博弈中,斯彭思教授推断,最终将形成两种均衡。第一种均衡叫“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就是不同类型的参与人通过发射不同的信号分离出来。很聪明的一群人先去读几年书,然后再进公司工作,并且在公司上班后直接获得较高薪水;而一般聪明的另一群人干脆不读书了,一开始就进公司工作,从而获得普通薪水。总之,不同聪明类型的人通过是否读书发射了不同的信号,可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大家都是通过读书来发射信号的时候,想要证明自己聪明的人,究竟要读几年书才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取决于群体的智商分布,以及相应的分离成本和收益。如果一个群体中大部分人智商一般,那么少数很聪明的人只要上大学就足以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分开了。
电视剧《小欢喜》
 
如果一个群体中多数人都比较聪明,那么极少数超级聪明的人(比如IQ超过140)为了和很聪明的人区别开来,他们必须读完博士;那些很聪明的人为了与一般聪明的人区别开来,他们必须读完硕士,以此类推,最后,不太聪明的人就没必要去读书了,因为他们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去证明自己。因此,读书作为一种信号,实际上是一种连续变量,可以将两种乃至多种人区分出来。这也可以理解为,能力强的人需要投入资源去主动证明自己,而能力差的人只能等着被别人证明。
 
但分离均衡并非唯一的结果。如果有人发现,虽然花费了很高的代价去读书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智商,但是多读书得到的高工资并不足以弥补读书的成本,此时他就会减少读书的时间,直到读书的收益刚好等于读书的成本。
 
很有意思的是,斯彭思发现,存在这样一种临界点:当人们发现读书带来的好处和成本一样多时—也就是说,多读书并没有用,所有人都不再读书了,或者所有人都去读同样多的书(例如九年义务教育),然后宁愿被公司当作普通人支付普通薪水。这样的结果叫作“混同均衡”( pollingequilibrium),即所有类型的求职者都发射同样的信号,公司在事后仍然无法区分求职者的真实类型,只好按平均类型和平均工资来对待了。
 
03 过度证明
 
极端情况下,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去读博士,那么读博士也就没有信号价值了,跟没读书是一样的。可见,发射信号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的,有时发射信号不如没有信号。换句话说,有时没有必要去证明自己。
 
最有意思的是,有经济学家发现,如果一个群体里大多数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同于极少数人,而投入大量资源去证明自己——比如都去读博士甚至做博士后,虽然信号发射会成功,但是从社会最优的角度讲,这可能导致了过度证明,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源。好比两个公司打价格战,不管谁最后赢了,其实两个公司都输了,因为赢了的企业也赚不到利润,最后必然都倒闭了。这其实是一种“囚徒困境”。因此,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应该避免每个人过度证明自己。就像孔子的,过犹不及。
电影《全城高考》
 
那么,如何避免参与人过度证明从而导致资源浪费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数年前,中国有两家主要的网约车公司:一家叫“滴滴”,另一家叫“快的”。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网约车司机,都希望选择实力强的一家。但是当时的市场形势并不明朗,对于大家来说,两家网约车公司的实力强弱都是不对称信息。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有实力、资金更充足、市场规模更大,滴滴和快的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开始了长达几年的“烧钱”游戏。两家公司采取各种政策补贴消费者和司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有人甚至只花1分钱就可以打车,但是这样的情况没有持续太久。
 
2015年2月14日,在情人节那天,两家企业宣布合并为一家企业,名称就叫滴滴。为什么两家水火不容的企业突然就合并了呢?2015年,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香港大学的演讲透露了背后的秘密。马化腾说,我支持滴滴,马云支持快的。我们就像打仗,一天大概亏损2000万,再到3000万,我们最高一天亏4000万。谁也不敢收手,一收手就前功尽弃了。最后我跟马云沟通,在很多资本方的撮合下合并了。
 
对于企业来说,价格战就是一个发射信号的囚徒困境。如果不敢打价格战,企业就会被市场认为是弱者,从而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是打价格战又是一种双输的结果,这就是过度发射信号。
 
其实,日本企业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认识到,企业之间打价格战是“自杀式竞争”。为了避免过度发射信号,他们采取了三种方式。第一,鼓励企业之间交叉持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第二,鼓励企业之间在不同领域加强合作,避免同质化竞争。第三,鼓励企业抱团“走出去”,一起去占领海外市场。日本企业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在信息不对称下,参与人可以通过发射信号,向别人证明自己的真实类型。除了读书,大家去考取各种证书,企业参与社会慈善活动,以及企业家担任一些社会荣誉职务,都属于发射信号。总之,只要你能做别人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你和别人就区分开来了,这就是分离均衡。
 
但是发射信号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发射信号的成本和区分之后的收益是差不多的,那么所有人都会选择同一种信号或者干脆都不发射信号,这就是混同均衡。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过度发射信号,这会导致资源浪费。
 
文章原载于 理想国imagi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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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

聂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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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崇仁县人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科研处副处长。 聂辉华官方网站:白鲨在线(www.niehuihua.com);E-mail:niehuihua@vip.163.com;微信公众号聂氏政经评论(ruc_nie)。 【媒体转载本人博客文章,必须获得本人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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