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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下沉——天津讲座侧记

这几年,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很多企业致力于“让市场下沉”,努力开拓县城和乡镇市场,这其实就是一种“内循环”。最近,我在天津举办了一场面对普罗大众的讲座。这次讲座的体验让我觉得,学术界也要躬身入局,让知识下沉。
 
 
大约半个月前,著名财税专家、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问我,是否愿意去天津的一家民营书店做一个公开讲座?这家书店叫“天泽书店”,之前陈志武、韦森、许纪霖以及我的人大同事周濂等知名学者都去过了。我慨然允诺。之后,天泽书店的老板卞红女士跟我商量演讲主题。我还是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普罗大众准备演讲,之前虽然给企业家、官员做过不少讲座,但讲座对象是特定的,我大概知道他们的需求和知识结构。但面对不确定的听众,既要讲得有深度和高度,又要通俗易懂,着实不容易。
 
最后,我决定讲讲我独创的“大白鲨经济学”(演讲标题),副标题是“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当下,国内国际环境都很复杂和微妙,不论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还是中产精英、达官贵人,每个人都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已有的历史和经历,以及目前的知识体系,都难以完全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提高风险配置意识,另一方面我们要革新知识体系。大约三年前,我在河北邢台调研时,深刻地感受到,对企业主来说不确定性是最大的难题。之后,我开始关注不确定性,并且我的博士生阮睿的博士论文就是以不确定性为主题。
 
 
10月25日上午,我从北京乘坐高铁前往天津。从北京南站到达天津站,高铁只需要37分钟。不过,我从家里到达北京南站要将近一个小时,然后从天津站到天泽书店所在的南开区要半个多小时。这说明,虽然城际交通更发达了,但市内交通依然是短板,这是因为铁路枢纽没有象日本那样建在市中心。
 
天泽书店位于南开区士英路的一处公寓楼底层,离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都不远。书店外面看上去很普通,但是一进去就发现里面是个知识的海洋。这里的书以人文社科为主,多数是思想性、启迪性和经典性作品。当下最畅销的教材、儿童书籍和理财指南,在这里完全消失匿迹。换句话说,这里根本不卖“畅销书”!在书店中央的展台上,我一眼就相中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祠堂——中国建筑摄影鼻祖伯施曼作品集》,它是德国建筑学家伯施曼1914年出版的,那个时候保留的很多官方和民间祠堂,今天很可能消失了。因此,这本书简直就是帮助今天的中国人复活一段消失的历史。另一本是《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里面介绍了外宾商店的历史、销售情况以及资金去向,是管窥前苏联特权等级和外汇控制的一个窗口。
在我刚上大学的时代,去书店读书是一件很高尚、很有品味的事情。那时,北京中关村附近有三家著名书店:国林风、风入松和万圣书园,如今恐怕只有最后一家硕果仅存了。我虽然偶尔从京东上买书,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去书店了。在天泽书店逛了一圈,感觉又回到了当年的青葱岁月,回到了那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状态。在一个追求“浅阅读”的手机大屏幕时代,在书店看书已经成为一种绝对的奢侈。其实,天泽根本不是一家卖书挣钱的民营企业,更像是一个分享知识的公益组织。
我很好奇地问书店老板卞红女士,经营书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出乎我的意料,她说是租金成本。她知道经营这样一个高品位书店根本不赚钱,因此当初的打算是,大不了亏五年,然后把它关了。每年盘点书店时,她都担心会关门,结果居然一直熬到了今年——第20年!其实,书店已经成为一个由忠实的读者、有情怀的员工共同呵护的共同体。这点特别象日本企业。一旦企业成立了,企业就不再是老板一个人的了,而是员工、客户、供应商以及所属社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事业。因此日本企业很少裁员,这也是日本企业有全球最多“百年老店”的原因之一。
中午,卞老板请我们吃天泽书店厨师自制的包子,号称“天泽包子”。我尝了几口,觉得并不比“狗不理”差。
 
下午,我们离开书店,前往演讲地点,因为这里太小,不可能容纳几百个听众。在离开书店前,我买下了那本《中国祠堂》。我希望,下次再去看各种祠堂和庙宇时,能明白那些建筑背后的宗教与艺术知识。
 
 
下午讲座的地方叫“松间书院”,位于天津市西青区。我们走近了之后,我才发现是一处刚刚建成的楼盘,名字叫“格调-松间”,据说房价大约2.4万元/平方米。经过售楼处,我们走进了一个别致的小院子,这里完全是模仿江南园林的风格,小桥流水淙淙,红花绿树苍苍。穿过像迷宫一样的前庭,我们才发现里面别有天地,举行讲座的大厅藏在庭院深处。“书院”在中国古代是讲学授课的地方,是高雅的知识殿堂。我完全没想到,世俗的房地产开发居然可以和高雅的书院结合起来,这真是奇迹。据说,天泽书店和松间书院的合作历时一年多,非常成功,已经成为当地社区的一个文化品牌了。这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及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今天的讲座大约有100多位现场听众。因为还处于疫情期间,所以主办方严格限制人数。演讲前,我问主持人讲多久,她说一般讲两个小时,然后留点时间提问。我说自己讲不了那么久,一般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因为担心自己讲太快,所以努力控制语速,结果一个半小时后才发现自己还剩三分之一的内容没有讲。于是,我大量时间都在介绍什么是大白鲨事件,应对大白鲨事件的博弈规则反而讲的比较少。
 
现场的观众都在认真听讲,没有一个人看手机。演讲完毕,有好几个人提问。有的关心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有的从历史的角度反思政策失误,有的要把不确定性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听卞老板讲,这个地方交通不太方便,多数听众需要开车前来,因此来听讲座的人文化水平并不低。
几年前,我的第一本财经普及图书《跟西游记学创业》刚出版时,某个工作人员曾经跟我联系,希望我去某个社区图书馆做一次讲座,但最后终究没有去。我想,其实今天的中国人同样渴求知识,同样想读书,但以什么方式来满足这种需求,恐怕是知识界和文化界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有太多的知识沉淀在象牙塔里,久而不用,最终废弃,实在可惜。为什么不让知识下沉到民间呢?如果真正的学者都埋首书斋、不问世事,而欺世盗名者大放厥词、口吐莲花,会不会导致一种反智主义的逆向淘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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