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聂辉华 > 【精选】十年乡村

【精选】十年乡村

【按】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此时正逢高考结束。很多网友来信,希望我发布一些以农村或改革为题材的微信文章,特别是多个网友在后台寻找“十年乡村”这篇文章。现将此文编辑刊发,以飨读者。——聂辉华 2018年7月24日
 
正如我的江西老乡熊培云说言,我们这些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是“提着笔杆子进城”,一代人要完成三代人在城市的转型,殊为不易。然而,不管是在城市居无定所,还是安居乐业,我们永远无法割断那千丝万缕的乡愁。一段现代中国农村的变迁史,就是一本波澜壮阔的改革史。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在农村含辛茹苦的父母们。——题记
 
1997年
 
这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乡村。一座绿色的小山,小山下是一簇零散的房屋,房屋前流着一条清澈的小溪,小溪边村妇在淘米洗菜。田野里偶然一声牛哞,惊飞了林子里的白鹭,惹得几个在池塘边扔瓦片的小孩向湛蓝的天空望去。
 
这一年,刘家村有几个男女青年去深圳打工,有几对夫妇去广州种菜。相对固定的人口开始流动了,就像扔进池塘里的瓦片,激起了阵阵涟漪,从此打破了刘家村的宁静。我们的故事,就从1997年的刘家村开始。
 
收税官
 
在1997年,本乡最吃香的人当然是那些吃皇粮的。当儿子大刘还在读初中时,老刘就谆谆教诲他:“崽呀崽,你一定要考上中专,像乡里收税官一样,穿虎皮,吃皇粮,那才叫出息了!”收税官没有读过中专,不过因为替乡里收税,每天骑着稀罕的“嘉陵牌”电驴子走街串户去收税,横眉竖眼,八面威风,很是让乡下人羡慕。收税官逢一、四、七赶集时,就在集市上收市场管理费,不赶集时就去乡下收那些个小作坊的国税、地税等等名目。收与不收,收多收少,那都得看跟收税官的交情。不过隔壁谢家村的老谢在集市上卖烟就从来不用交钱,据说因为他表哥给县里一个局长当司机。
 
没有人不讨厌苛捐杂税,没有人不唾弃贪官污吏。骂归骂,但老刘还是很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当官”吃皇粮,就像收税官一样吃得开,至少跟村里的石匠一样有副手艺,这样他在村里人和街上人眼里就会有面子,上街就会有人主动打招呼。上次他赶集时卖几斤辣椒,收税官说要交十块钱,因为他没有执照。老刘也搞不懂卖辣椒究竟要不要执照,问题是他当时连一只辣椒也没有卖出去,交不起十块钱。正好村长在旁边,帮忙说情,最后收税官免了老刘两块钱。老刘觉得欠下了村长一个人情。一会儿,老刘瞧见卖冰棍的三毛给了收税官一根冰棍,便了事了。老刘羡慕老谢有关系,羡慕村长有权力,羡慕三毛嘴巴甜,觉得自己这辈子真窝囊。
 
村长
 
两年后,是1999年,村里换村长。村长要管的事情很多,包括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兴修水利、催缴公粮、计划生育等等,有时村里夫妻吵架,或者兄弟相争,也都要找村长和若干老人来调解。按照老规矩,都是村里几个大家族的人当村长。前几年因为分水的问题,刘家村和谢家村干了一架。因为村长的兄弟多,打架时卖命的人自然多,因此谢家村的人没占到什么便宜。虽然这几年基本上风调雨顺,但农业是靠天吃饭的,因此每季禾苗刚插下去的那两个月,保证将充足的水量灌溉到农田里就是一件大事。为了放水的事情,村里人也经常吵架,甚至发生过几次械斗。村长需要威望,不然管不住事。乡里和县里也会考虑这一点。
 
村长还是上一任的村长。他家里有四兄弟,属于本村最大的家族之一。村长脾气不太好,上次放水时老刘的堂兄因为与村长争执,结果被村长打了一镢头。老刘寻思要纠集本家的人去理论,但最后他堂兄觉得村长人多为王,只好忍气吞声。老刘便更加鼓励儿子大刘好好读书,连带着堂兄的五岁儿子小刘也勉励了一番。可惜,大刘没有考上中专,只考上了县里的高中。为此,每次在县里碰到上中专的同村同学小清,大刘都非常自卑。
 
石匠
 
接着到了2001年。村里的年轻人几乎全部跑到城里打工去了,或者到沿海去种菜。打工的人五花八门,男人干的多是繁重的体力活,而女人干的多是麻利的体力活,念了初中的可能干上质检之类的轻松活,相同的是都要没日没夜地加班。那时,打工仔和打工妹们一个月大概有500到800块钱,少数在福建磨石的人据说一个月有1000块。还有很多夫妇去福建、广东一带种菜。他们从当地农民手里租用一块菜地,根据当地的需求种上各种时令蔬菜,通常卖给批发商,也可以自己用三轮车驮到市场上去卖。正常情况下一对夫妇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两万块。当然,种菜也很辛苦,每天都要起早摸黑。由于种菜的收益相对更高,因此很多年轻人都是先去打工,等到了结婚的年龄就回来相亲。相中了,第二天就一起去种菜,等生了男孩再把孩子带回家,补办结婚登记和上户口。要是生了女孩,就继续等着生男孩,总之不能“绝代”。
 
打工或者种菜的人过了几年,差不多攒够了钱就回来盖新房。老式的砖瓦房已经没有人再盖了,要盖就盖用水泥灌顶的楼房,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盖三层楼。因为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都外出了,所以村里人盖房子不可能再找几个本村的人帮忙,然后管一顿饭就完事了。有钱的人越来越多,新房自然越来越多,因此石匠就供不应求了,而且帮工的人也难找了。于是,几个邻村的石匠在集市上碰头商量了一下,决定将每天40元的工钱上调到60元,东家仍然要管饭。与此同时,帮工的工钱也涨到了每天30元,管饭。盖新房需要半年以上,赚了钱的东家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就会把工程包给石匠,自己再到外面打工或者种菜,以便偿还余款。学做石匠要三年才能出师,而且前两年没有工钱,第三年给一半工钱,还要给师傅免费干家务活。因此,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做学徒。不过,工钱上涨之后,刘家村唯一的石匠的年收入已经达到两万多块了,这跟街上修理汽车和摩托车的差不多了,因此他已经很少种田了。种田的收益越发差了,因为大量劳动力外流,农田水利失修,连村长都管不了。一些小学就辍学的本村小伙子开始羡慕这个垄断的职业了,但他们更羡慕今年考上大学的大刘。大刘有幸成为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他父亲老刘请了全村人来喝酒,连村长现在都让他三分了。
 
能人
 
又过了两年,是2003年。在刘家村,三毛始终是一个能人。他从小头脑灵活,嘴巴伶俐。他小学没读完,夏天弄了个自行车走村串户卖冰棍,冬天则跑到县里去批发杂货。因为勤快,倒也赚了几个小钱。起初,村里人并不羡慕他,觉得做生意风险大,一点点本钱一旦折了,恐怕几年都还不清。三毛在几年前也跑到广东打工去了。他先是在一家磨具厂干活,因为头脑活、手脚快,被老板提拔为工头。后来,那家磨具厂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三毛倾尽历年做小买卖的积蓄,从老板手里廉价盘下了这个厂子。三毛看准了当地工业厂房供应紧张的趋势,将磨具厂推倒改成适合当地工业使用的厂房。工业用地的价格继续飙升,三毛用赚到的第一桶金,以十年期限的批量合同从当地租赁了大片的土地,然后改造成更多的工业厂房,逐渐成为当地工业房地产的人物,据说财富已达千万,已经彻底是一个本村的能人了。
 
今年的春节,能人回家探亲。他先到山上给祖宗扫墓,据说烧了好多货真价实的人民币。接着,能人给本村每个60岁以上的老年发放800元的福利。最后,他给本村修路工程带头捐献了5万元。三毛的事迹鼓励了很多老乡,县工商联专门派人跟他接洽,希望他回来投资,县里还打算为他拍一部记录片。能人回广东的那天,全村人都出来送行。在鞭炮声中,一排豪华的小轿车缓缓从村里开出,每辆小轿车顶上都堆满了鸡鸭鱼肉等各种年货和土特产,还有一辆大车专门拉这些东西。三毛执意要谢绝,但拗不过村里人的一片盛情,只好吩咐大罗收拾好这些东西。大罗就是当年的收税官,他现在是三毛的总管。据说,三毛每年给大罗支付薪水10万元,大罗辞职已经好几年了。
 
大刘
 
转眼到了2005年。大学毕业后,大刘考进了大城市一个小部门做公务员。村里这几年又陆续出了几个大学生。不过,村里人现在对此不再那么隆重了。村里会计甚至说,考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清华北大,还不如种菜呢。据说,在外面种菜的村里人在银行的存款最多的有20多万。在乡里农村信用合作社上班的小明证实了这点,因为他现在每年都要去沿海找老乡揽储。大刘在村里的地位一度从辉煌跌到平静,但是很快又开始上升了。
 
取消农业税后,乡里的主要财源就是计划生育超生罚款了。少则7000元,多则1万2。罚款的力度大概与村民的富裕程度正相关,这算是一种默契吧。有一次老刘的堂弟超生要罚款,老刘被堂弟逼着不得已给大刘打了个电话。大刘跟乡长说了情,最后罚款8000元。这件事情成了大刘烦恼的导火索,后来盖房批地、交通罚款、儿女上重点班乃至邻村人在海南打架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都通过老刘找上了大刘。大刘为此不胜其烦,以致一接到村里人的电话就打哆嗦。乡里和县上的干部每届都不同,大刘跟他们其实一点也不熟。关键是,大刘所在的单位管不到他们。很多时候,大刘费尽心机,托人送礼,但事情没成,结果无人理解。大刘只当是给村里人一个安慰,谁叫他们告天无门呢。自从办成一件事情之后,大刘的地位重新上升,成为刘家村另一种能人。村民也务实地发现,有钱固然了不起,但有一点点钱也办不成农村的事情。没有人再羡慕当初读完中专在小学教书的小清了,更没有人敢欺负老刘了。老刘现在的地位比村长还高,他开始更多地参谋村里的事情。乡里繁荣了,集市每天都开张。骑着几乎家家普及的摩托车,老刘经常在集市上逗留到晌午,然后和熟人在小店里一边喝酒,一边兴奋地谈论新闻联播上的事情。
 
2007年
 
2007年春节,大刘独自漫步在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小溪边。溪水依旧汩汩地流淌,将岁月的痕迹流向远方。十年前,父亲的教诲言犹在耳。他已经是一个有出息的人了,但是农村的巨变并没有使他感到多少宽慰。
 
尽管取消了农业税,但是每亩田每年的收入仍然不到200元。由于劳动力大量外流,新兴的乡村小工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严重问题,连每天53元的工钱都雇不到人干活了。因为劳动力价格上涨,扣除机会成本,种田的净收益实际上是负的。这一两年,刘家村也广泛引进了抛秧技术和小型收割机,这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向现代集约农业发展提出了难题。教育、医疗、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纷纷上涨,导致更多村民外出打工或种菜,将一堆孩子寄托给年迈的父母甚至祖父母。可怜那些本应享福的老人,在新形势下却面临新的负担。自古以来赡幼抚老的稳定代际链条,被劳动力流动这一新的冲击打破。村里的孩子已经不再玩弄自制的木枪和水枪,而是迷上了上网聊天和打游戏。大刘的堂弟二刘从小成绩和他一样优异,结果因为迷恋上网而辍学打工去了。父母赚了钱,孩子退了学,一代代农民沿着新的循环轨道演绎着几千年的历史。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4辑(总第32辑),转载请注明来源。
推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