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李克强总理明确要求有关部门，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抓紧建立营商环境评价机制，并逐步在全国推行。在中国特色的体制下，要调动地方官员的努力，就必须建立明确的考核机制，而明确的考核机制依赖于有效的评价体系。

从评价主体上看，有效的评价体系主要有三种：自上而下的评价、自下而上的评价以及第三方评价。对于改善营商环境来说，我认为目前亟需第三方评价，亟需通过“外力”倒逼地方政府形成良性竞争格局。

营商环境是影响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的集合，它包括地理环境、资源禀赋、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政府的服务水平和廉政透明等多种因素。在各类因素中，政商关系是核心的因素，也是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在任一方可以改变的因素，而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通常是难以改变的。

因此，当我们说改善营商环境时，主要是说改善政商关系，即政府如何更好地为企业提供服务，以及如何更加廉洁高效地治理地方。正因为营商环境或政商关系牵涉面广泛、影响因素众多，单纯的自下而上的评价体系和自上而下的评价体系都有所不足。

自下而上的评价体系存在激励扭曲问题。从直觉上说，由当地的商人、消费者和其他居民来评价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毕竟，他们在本地生活和工作，最有资格对地方政府的服务和廉政做出评价。当地人作为评价主体的确具有信息对称的优势，但却存在激励扭曲问题。

设想一下，如果有关部门召集当地企业主举行一次座谈会，要求如实反映当地营商环境存在的各种问题，有多少企业主敢于直言不讳呢？恐怕不多。毕竟，他们要在当地长期经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说真话的压力。另外，企业主的评价往往只代表个人利益最大化，未必代表社会利益最大化。就好比你去问病人，看病贵不贵，我估计大部分病人永远都会说看病贵，因为说“贵”对他没坏处！

此外，如何对主观的个体评价进行加总，形成总体评价，这一直都是一个技术难题。经济学中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告诉我们，社会成员的不同偏好不可能加总为一个有效的总体偏好。

而自上而下的评价体系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既然当地民众或商人不能毫无压力地对地方政府进行评价，那么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评价应该毫无压力吧？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

第一，任何一个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都要“一碗水端平”，不能明显地偏向某一个下级单位。这就意味着，即便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进行考核和评价，也会受到下级政府的压力。毕竟，如果连续多次将某个下级政府评价为最差，来自当地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都会觉得没有“面子”，甚至会采取一些措施去“攻关”。这其实就是一种激励扭曲。

第二，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好比反腐败，“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信息不对称、不充分，会导致单纯的上级评价失真或者存在偏颇，甚至会引发下级政府的寻租或游说行为。从这个角度讲，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由中央部委对地方营商环境进行评价的做法必须慎之又慎，不能贸然推行。

对比来看，第三方评价体系能够有效避免前面两种体系的不足，逐步形成独立、公正和有竞争的评价格局。相对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评价体系，第三方评价体系有明显的优点。一方面，它通过独立的调查机构，可以从当地商人或民众那里获取真实、全面的信息，并且不太容易导致激励扭曲；另一方面，第三方评价机构通常与地方政府之间没有利益关系，而且众多的第三方评价机构也使得地方政府的游说行为难以得逞。事实上，引入第三方评价也是一种国际惯例。例如，世界银行、OECD、英国经济学人集团等国际机构多次对各国营商环境进行评价，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声誉和较大的影响力。

（各省清白指数均值及标准差）

因此，要改善当前的营商环境，中国亟需引入一些第三方评价机构，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种评价体系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目前，这类评价机制已经开始发挥正面的作用。例如，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从“亲”、“清”两个方面，构造了多个多层指标对中国285个城市的政商关系健康程度进行了评价。该排行榜发布之后，国内几十家权威媒体都做了广泛报道，多个地方政府在内部会议、公开文件或者官方媒体上对此作出反应。从侧面印证了第三方评价的价值。

当前，已经有多个第三方机构开始对地方营商环境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评价，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也许一开始不同的评价机构结果不太一致，甚至存在个别指标不准确的地方，但关键是要形成一种第三方评价的氛围，形成一种有序竞争的格局，最终由来自官方、民间和市场的共同力量一起推动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

转载自人大国发院公众号（RUC_N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