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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关系健康指数 广东为何不如浙江|把脉政商关系系列评论之二

文丨张楠迪扬(“国家高端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政企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人大国发院政商关系评价课题组成员)

作为改革开放的重镇,长三角与珠三角一直是中国经济两个重要的增长极,成为引领其他地区的样板和典范。随着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促经济发展,建立健康市场秩序的重要工作之一,长三角与珠三角开始呈现出不同的政商关系特征,背后的原因与可能性趋势值得深思。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政商关系评价课题组发布了第一份“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排行榜从“亲”、“清”两个维度、五个一级指标综合评价了全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排名前十名的省、直辖市为上海、北京、浙江、河北、天津、福建、海南、江苏、广东、山东。这份榜单上,两个直辖市上海、北京高居榜首之外,浙江在各省中位列第一,广东位于第九。

这似乎与人们的直观感觉有些出入。广东省虽然位列前十强,但综合名次在十甲末位。珠三角位于广东省内,凭借毗邻港澳的优势,广东拥有高度外向的经济与市场,政商视野开放,地方持续推动改革。在人们的印象中,广东的排名应该更加靠前。相比之下,作为长三角重要省份的浙江在各省中排名第一,印证了近年来浙江在提升政商关系上的政策效果。为何浙江可以高居榜首?广东排名差强人意?我们可以榜单的各项指标中找到端倪。

根据人大国发院政商关系排行榜,浙江各市政商关系平均分为65.91,广东为48.3,差距比较明显。浙江省各地级以上城市总排名区间为第6到第20.89,排名标准差21。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城市总排名区间为第1到第268,排名标准差为97.65,可见广东省内各市排名分散程度远高于浙江省。广东省既有全国政商关系综合指数排名第一的东莞,分值100;也有多个城市整体分值在50以下。

排行榜的五个一级指标为:政府对企业的关心、政府为企业提供的各类服务、政府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政府廉洁、政府透明。其中前三个指标用来测量政商关系“亲”的维度,后两个指标用来测量政商关系“清”的维度。

首先,在政商关系“亲近”维度上,浙江整体分值为48.42,广东为40.04。分项指标上,政府对企业的关心方面,浙江分值为21.75,广东分值为36.99;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方面,浙江分值为47.98,广东分值为34.54;企业负担方面,浙江分值为14.97,广东分值为16.85。

广州在政商关系亲近方面的整体分数与浙江差距并不明显,政府对企业的关心还显著高于浙江。但在省内各市差异程度上,广东明显高于浙江。广东各市亲近指数标准差为26.89,浙江为12.3,广东高出浙江一倍有余。

其次,在政商关系“清白”维度上,浙江整体分值为80.25,广东为59.17,差距明显。分项指标上,政府廉洁方面,浙江分值为16.49,广东为14.97;政府透明方面,浙江分值为85.98,广东为66.13。与“亲近”指数相同,广东省内差异高于浙江。在政府透明方面,广东省内标准差为16.02,浙江为13.84;政府透明方面,广东省内标准差为12.88,浙江为8.59。比如在政府透明指标上,政府透明排名第一的广州,分值100,但省内有7个市分值低于60。相比之下,浙江省内除个别市,整体在政府透明指标上的得分区间在80至100之间,全省各市队形整齐位于高分段。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与开放程度名列前茅的两个省份,广东与浙江省内差异程度显著不同的原因为何?根据排行榜各市得分,我们发现广东省内珠三角地区与非珠三角地区存在显著差距,这是广东省内政商关系全维度差异程度高,整体排名位于前十强末位的关键原因。珠三角城市政商关系均值为67.4,非珠三角城市分值为33.67。亲近指数上,珠三角城市分值为60.83,非珠三角城市为24.44;清白指数上,珠三角城市为65.19,非珠三角城市为54.65。对比可知,整体上非珠三角城市在政商关系健康程度上为珠三角城市的一半,亲近程度上,非珠三角城市仅为珠三角城市的1/3强。

横向对比珠三角城市与浙江省水平,我们可以发现珠三角城市整体分值67.4,高于浙江省省级水平65.91;政商亲近指数上,珠三角城市的得分60.83,显著高于浙江省的48.42;珠三角城市唯一低于浙江省的是政商清白指数,珠三角成为得分65.19,显著低于浙江省的80.25。因此可以得出,广东与浙江之间的差距主要来源于珠三角地区与非珠三角地区间的差异,以及在政商清白关系上的整体表现。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下一步广东应集中拉动珠三角内二线城市、非珠三角城市的发展。广东适当拓展“珠三角”式发展思维,不要让“珠三角九市”成为广东省的代名词。广东省多年来的发展腹地主要局限于珠三角城市范围,且珠三角城市内部还可区分出一线、二线城市。这在早年经济起飞年代有比较明显的带动作用,但在今天需要提升整体发展水平、打造区域产业链、增长极的时代,珠三角城市应该发挥更显著的外溢效应。

在政策层面上,要从观念上突破“珠三角”代言广东省的发展思维。目前已搭建的含广东省在内的区域合作框架主要以珠三角城市为主。虽然有“泛珠”的9+2经济地区概念,但“泛珠”过泛,涵盖中国华南、东南和西南的九个省份及两个特别行政区。在“珠三角”与“泛珠”之间应拓展以广东省为边界的概念框架,致力于综合提升广东省内经济发展均等化,充分发挥广东省内东莞、广州、深圳等领先城市在全省范围内的带动效应。根据人大国发院政商关系排行榜,经济发展与政商关系显著正相关,二者相互促进。省内政商关系均等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均等化。

第二,加强出台省级统筹性政策。我国地方改革基本遵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发生模式。从浙江省近年来出台的政策可以看出浙江省省级综合统筹趋势明显。比如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务平台建设等,全省划一,各地切实执行,已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相比之下,广东省“自下而上”的改革思维比较突出。“自下而上”改革更重地方自主推动改革的动力,但对于比较落后的地区带动效应相对有限,因此在提升省内均等化水平上需要省级政策统筹。虽然浙江省在综合水平和亲近水平不及珠三角城市,但由于省内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均等化程度高,获得整体高水平。

第三,构建“亲”、“清”并重的政商关系。政商关系均等化不仅指省内各市水平相当,也指政商关系“亲”、“清”两个维度的均衡。在促进经济发展的绩效考核指挥棒下,很多地区更加注重招商引资,为企业做好服务,政商关系的亲近程度保持在较高水平。但政商关系过于亲近,可能就会走入灰色或不清白的地带。在我们的政商关系排行榜中,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清白指数不存在线性关系,这说明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能拉动政商关系清白程度的提升,需要地方做出单独努力。

(本文首发于搜狐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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