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月17日，辽宁省长陈求发在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对外确认，辽宁省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的问题。虽然说数字造假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个省长公开承认造假，还是令人震惊。不知道中国还有多少数据可信？如果一个国家的基础数据都不可信，怎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我想起了十几年前写的一篇小文章，特此推出。——聂辉华2017年1月24日

统计数据对于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制订的重要性无须赘言，大到一个国家GDP的比较，小到一个企业财务状况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然而，一个古老而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能否获得可信的数据？与其长篇累牍地进行理论分析，不如讲述我所经历的关于政府、企业和个人进行统计调查的几个故事。

一、政府统计的故事

每年到基层调研，我都会关注乡镇的经济情况。一次在南方调研，从当地县、乡、村三级统计数据看，当地每年的GDP、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收入都在增长，可谓“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实际经济情况的好坏是有目共睹的。物价更低了，企业更少了，下岗工人更多了，农民更不愿种地了，而城镇建设花费更庞大了，连教师工资甚至政府公务员的工资都拖拖欠欠，这样的经济水平怎可能不降反升？于是问了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他们告诉我，每年的经济统计指标都是“上面层层分解，下面层层加码”。反正上面每年都会发文件、下指标，下面根据上面的参考指标加一个比例往上报就是了。保持一定幅度，不要比周边地区太露骨就行。诸君可能难以想象，一个几万人的乡镇，所有的统计数据一个小伙子一晚上就赶制了出来！县一级怎么样呢，有专门的统计局总该好点吧？统计局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比乡镇统计员高明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根据全县经济增长的要求为各乡镇提供一个参考指标。姑且不论他们自身素质如何，别忘了县里的数据是来源于乡镇的。他们当然知道数据来源有假，但统计局归县政府管，统计数据还须经政府同意才能上报，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大环境下，你如何还能找得到真实的数据？

比较搞笑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回正好碰上县里统计局人员来一个村调查农民收入。统计人员要求农民带他们去自留地看看。他们仔细地登记了农户的果树、蔬菜和经济作物。我问：“这些都是农民留着自己吃的，不是拿去卖的，因此不能算入GDP吧？”一个统计局副局长回答：“凡是值钱的都要算，要不我们怎么知道农民一年中到底买卖了多少价值的东西呢？”我问：“你今年算了这棵果树，明年总不应该再算吧？”副局长笑了笑：“不算的话明年收入就要减少了，连这坑里的大粪也都要算，因为这可以肥田，相当于购买的肥料！”我无语了。

每年都有无数的文章使用《中国统计年鉴》等“权威”的大型官方统计资料。如果“年鉴”的来源竟如此荒谬，不知道利用“年鉴”佐证的文章还有几许可信？据说，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对各地上报的数据做剔错工作。但是，错误从村级开始，层层传递，到了国家一级不知被放大了多少。不知国家统计局有何良策剔除错误？如果能够有效地剔除错误，或者不相信各地的普查，那么全国只设一个统计局不就行了？

二、企业统计的故事

如果说政府部门办事的效率和质量总不免令人生疑，那么请专门的公司去做统计总要精确一点吧？我看也不尽然。读大学时，常有一些有名的调查公司来找学生利用假期做统计工作，一般一份问卷报酬为50元甚至更多。一次关于农民对1998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的大型学术调查，印发了几千份问卷，找了30个省份的学生做调查员。部分学生领了问卷后，找了宿舍几个同学将本应由十几个乡村农民填写的问卷一一代劳，干净利落；一部分学生为图方便，将全部问卷都交给一个村庄的农民填写了事；更有甚者，将一大撂问卷交给一个初中班的学生填写，几分钟就搞定了——就像我们当年读初中时按照老师要求帮助填写农民“扫盲”试卷一样。这些弄虚作假的行为，完全破坏了设计者设计抽样调查的良苦用心，得出的结论可信度自然较低。

不敢说这样的现象有多么普遍，如果不相信学生，不相信抽样调查，单个企业对企业的调查是否可信呢？笔者曾在咨询公司工作过，深知其中难处。譬如受某私营企业委托，为其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咨询方案。咨询公司设计了关于企业文化的调查问卷，其中有这么一道题目：“您认为目前本公司的管理风格如何？答案：A.很宽松；B.比较宽松；C.有点严厉；D.过于严厉。”虽然问卷是匿名的，但我们观察到，在这个管理风格明显过于严厉的家族企业，许多员工担心对企业管理风格的抱怨会遭致更严厉的管束，因此多数人不敢选择“D”。作为问卷设计者，任何人都无法完全消除对答案选择的潜在导向性。花钱请专业公司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调查尚且难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一般的市场调查就更让人不放心了。

三、个人统计的故事

显然，如果谁都信不过，那么只好自己亲力亲为了。有一次，我们在广东某地调查当地某种拳头产品的产量情况。考虑到企业数量较多，我们请当地政府协助。政府官员说，他们不可能得到真实数据，因为企业税收与产销量直接挂钩，谁报的产量越多，谁交的税收就越多。因此，没有一家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愿意公开自己的真实产销量。当地一位书记曾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如果完全按照现行税制纳税，中国有一半的企业要死掉！”于是，我们只好请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带我们去拜访企业老总。企业老总大多愿意宣传自己，但一谈到产量和销量情况，不是三缄其口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用一些模糊的数据应对我们。最后是协会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一个统计“秘诀”：借口去他们的车间参观，然后偷偷掐着手表算他们车间每分钟的产量，再计算每天的产量，每周根据假期调整为5天或者6天，一年则按11个月计算，最后推算出年产量。我们为这样精明的统计办法而叹服，但事实上不可能将这种方法推而广之，毕竟调查统计不是搞谍报工作。

很多学者相信，利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对数据进行技术性处理，可以剔除那些“噪音”，得到接近现实的结果。但是，如果数据来源都不可靠，再先进的计量软件恐怕也不能拟合出真实的结果。

就让一个关于计量经济学家的笑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一个人声称在一间本来没有猫的黑屋子里放了一只猫，要物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去寻找。物理学家走进黑屋子，半天后出来了，痛苦地说：“这里面根本没有猫，我用物理学定律计算过。”理论经济学家进去之后，自信地走出来说：“我虽然没有抓到那只猫，但我可以证明它的存在！”计量经济学家在黑屋子里一阵忙乎后，兴奋地大叫：“我抓到了那只猫！”

本文发表于新华社《环球》杂志2004年第18期，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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