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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级别越高,效率越好

【导读】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有行政级别,而且行政级别与TFP(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级别越高的国企,效率越高。央企凭借级别方面的先天优势,同时通过节约管理成本提高了效率。而省级国企则仅仅是利用了级别优势,并没有真正节约成本。

《先天优势还是后天努力?》

——国企级别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方明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摘要:本文使用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国有企业的面板数据,首次考察了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效应和影响机制。我们发现:(1)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与TFP显著正相关。(2)相对于地方国企,央企在效率上既有先天优势,又有后天努力。一方面,央企凭借其行政级别获得了贷款优惠,这有利于提高TFP;另一方面,央企通过节约行政成本提高了TFP。(3)在地方国企样本中,省级国企只有先天优势,没有后天努力。省级国企仅仅通过获得更低的原材料采购成本提高了TFP。(4)无论是央企还是省级国企,研发投入都没有提高TFP,这表明研发带来的仅仅是税收补贴效应而非创新效应。本文的发现对于改进国有企业的效率和优化国有企业的布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关键词:国企  级别  全要素生产率  信贷 管理费用 研发

 

一、导论

 

        最近十年来,研究企业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热门问题。大量的微观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错配问题是影响企业生产率差异,进而影响国家贫富的重要原因(Banerjeeand Duflo,2005;Caselli,2005;Bartelsman etal.,2009;Hsieh and Klenow,2009)。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大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被打上规制的烙印。因此,研究规制环境和资源错配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增长差异显得尤为重要。一些学者发现,国有企业是资源错配的主要因素。例如,Brandt et al.(2009)使用1998-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发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显著。如果能将资源从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的民营企业,则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会进一步提升。Brand and Zhu(2010)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认为国有企业的资源错配最严重,民营企业的资源整合效果最理想。我们使用1999-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样本,计算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TFP均值(图1)。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的平均TFP最小,约为1.65;外资企业的平均TFP最大,约为1.87。尽管国企总体上效率最低,但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央国有企业(简称央企)的平均TFP为1.83,仅次于外资企业。

 

 

    另一方面,从动态的角度来看,1999年至2007年的九年间,国有企业(SOE)的TFP稳步上升,特别是2004年后,国有企业的TFP大幅度上升,逐渐逼近民营企业(Private)的TFP(图2)。此外,最新数据表明,中央国有企业自2004年以来,连续多年实现快速增长,经济效益连创新高,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悖论:一方面,“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代名词,是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TFP在大幅度上升,并且央企的效率超过了民营企业。如何解释这两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这正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本文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企业行政级别——来分析国企效率差异的原因和渠道。中国的国有企业隶属于不同层级的政府,由此自上而下形成四个行政级别,分别是中央级国企,省级国企,市级国企和县级国企。不同行政级别的背后体现着国有企业与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在中国这种规制型国家里,这也就意味着企业所能获得的各种政策优惠的程度。我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如果说,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那么在国有企业序列内部,是否也存在这种资源错配呢?进一步地,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是通过哪些渠道来影响国企序列内部的资源配置,进而影响企业的TFP呢?现有文献关于中国资源错配与TFP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但主要基于不同行业、地区和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资源误置程度的描述和计算(例如,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尚未探讨国有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和影响机制。

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以中国全部制造业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首次考察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对企业TFP的效应及其影响渠道。我们使用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国有企业的面板数据,包含3万多家国企,约10万多个观测值。这是我们目前可获得的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最大的企业级微观数据。我们使用主流的OP方法计算了制造业国有企业的TFP。为了深入比较国企序列内部的异质性,我们首先将全部国有企业分成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生成央企哑变量。接着,为了分析地方国企内部不同级别国企之间的差别,我们析出地方国企子样本,生成省级国企哑变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从“先天优势”和“后天努力”两个角度来考察国企行政级别影响企业TFP的渠道。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认为,行政级别带来的先天优势主要体现在不同级别国企获得的贷款优惠程度和原材料采购的低成本上。后天努力主要体现在不同级别国企的行政成本控制和研发投入上。我们发现:(1)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与TFP显著正相关。考虑到企业级别的外生性,我们认为这种相关性可以认为是一种因果关系。(2)相对于地方国企,央企在效率上既有先天优势,又有后天努力。一方面,央企凭借其行政级别获得了贷款优惠,这有利于提高TFP;另一方面,央企通过节约行政成本提高了TFP。(3)在地方国企样本中,省级国企只有先天优势,没有后天努力。省级国企仅仅通过获得更低的原材料采购成本提高了TFP。无论是贷款优惠,还是行政成本,对省级国企的TFP都没有发挥显著的正效应。(4)无论是央企还是省级国企,研发投入都没有提高TFP,这表明研发带来的仅仅是税收补贴效应而非创新效应。本文的发现对于改进国有企业的效率,优化国有企业的布局,以及下一步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本文的研究从三个方面丰富了相关的文献。第一,本文从企业行政级别的角度度量了政治关联,并分析了这种政治关联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以往研究政治关联的文献,主要考察企业高管的政府任职背景对企业价值和信贷的影响(例如,Fisman,2001;Faccio,2006;潘红波等,2008;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张敏等,2010),而本文聚焦于国企级别,它是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关联。相对于高管任职背景、董事会构成等度量方法,企业级别更加直接并且通常是外生变量,这可以较好地减轻回归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了政治关联的文献,拓展了政治关联的维度。第二,本文深入探讨了国有企业序列内部的资源配置及其对TFP的影响机制,证明了在国企内部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也能产生一定的经济价值。现有文献几乎都聚焦于国企在总体上的无效率,而忽视了国企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及其对TFP的影响。我们的发现从一个角度说明,在国企内部用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确实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最终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本文不仅丰富了对资源错配问题的研究,而且支持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的经典结论。第三,本文的结论说明,央企的效率相对较高,而地方国企的效率相对较低,因此应该进一步减少地方国企,也进一步支持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中抓大放小的政策主张(Bai et al.,2009)。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和计量模型;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第四部分是主要计量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其余部分略去,感兴趣的读者可通过参考文献阅读全文。)

        (作者方明月,现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人大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参考文献:

        方明月,2014,《先天优势还是后天努力:国企级别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财贸经济》第11期,第12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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