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南北之争”甚嚣尘上。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争的。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板块就两个：长三角和珠三角。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加上北京。2004年8月，我在人民大学读博士，利用暑假到南方两家上市公司调研，回来后给《经济学消息报》写了一篇短文。建议大学生们多调研，别一放假就只是聚会、旅游和刷抖音。——2021.5.25聂辉华

文/聂辉华

8月13日 从北京到宁波

诗 人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是的，学问要从现实中求。研习契约理论与企业理论，我总觉得应该去真实的世界中验证一下，再说炎炎夏日老待在这钢筋水泥充斥的北京城实在无聊，便想去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南方一带走走看看。承蒙大师兄周业安帮忙，联系了两家上市公司，一家是浙江宁波境内的农业企 业，一家是江苏苏州境内的工业企业，这种地理位置和企业类型上的搭配是再好不过了。于是，2004年8月12日欣然启程。

8月13日到达杭州，兴致勃勃想先去西子湖畔一饱眼福，可谁料台风“云娜”已经登陆浙江，天气预报说西湖湖面风力达到6－7级，我只得悻然作罢。于是直接取道慈溪市——目标公司所在地。

慈溪是个县级市，隶属宁波市，位于东海之滨，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杭州、宁波三大都市经济金三角的中心，地理位置很优越，在2004年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11位。慈溪的户籍人口有100万，相对中国县级区划来说是较多的。从杭州到慈溪的路上，发现马路两边布满了各种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多与各种工业零部件有关。仔细观察，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旅店。这种小旅店其实就是当地居民根据自己的住房改造的，一般自己住一层，其余几层改作旅馆，还兼做饭店。我推测，凡是经济富庶之地，人口流动比较频繁，外来人口较多，饭店和旅馆必定也较多。因此，判断一个地方是否繁荣，只要数数当地的饭店和旅馆就可以了。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你到县城里看看，那里提供住宿的地方少得可怜，因为很少有外人会来。根据产业经济的基本规律，经济越是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就越是高，从我说的这个角度去观察也可以印证这个道理。

进一步还可以发现，负责经营这些小饭店或小旅馆的通常是些妇女和老人，大概男人都在正式的企业或机关上班，让妇女和老人在家赋闲的同时赚些轻松钱，这倒是一种很合理的家庭分工。我相信这种家庭分工的方式也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记得2001年 底我去广州调研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里农贸市场上卖猪肉的全都是妇女，而在我家乡江西，这些都是男人们才干的活。因为经济水平上去了，作为家庭主要劳力的男人就向更具有知识和利润含量的劳务转移，而那些在落后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劳务就逐步转移给妇女了，再下一步大概就转移给外地人了。我这样说并非信口 开河，以广东和福建的蔬菜种植业为例。如果商品经济落后，种菜的活肯定是主要由男人承担了，这是第一个阶段。后来工业和商业发展了，男人就可以去工厂或公司挣更多的钱，于是妇女就要伺弄菜地了，这是第二个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发达地区城乡结合部的当地居民只靠出让土地、收取房租和开个小店（如小饭店）就 可以轻松过活了，而种菜和卖菜的几乎都是江西等落后地区的农民。从家庭劳动分工透视产业分工和产业升级，我相信这是一个有别于传统理论的新视角。[①]

8月14日 对企业家对话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按照和总经理约好的时间准时达到该公司。该公司是一家以果蔬加工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上市公司，依托慈溪市在农业资源方面的优势背景，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成为“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产品主要出口东南亚国家。我和总经理的对话从一个最普通的话题开始。“你觉得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一般提供两个答案。一、我公司拥有良好的客户关系以及对行业的深刻理解，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二、我认为中国的多数企业谈不上核心竞争力，小企业没 有竞争力。因为跟国际上的大公司相比，规模小，利润薄，根本谈不上竞争。”企业家的这种“坦诚”让我吃惊！

“核心竞争力”即“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对它的正式研究肇始于1990年Prahalad和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经典论文《公司核心能力》。但是管理学家们对于什么是“核心能力”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经济学家们一般不使用这个术语。经济学拒绝“核心能力”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术语定义不清，无法模型化；另一方面，我想是因为经济学认为“竞争力”是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胜了就有竞争力，败了就没有竞争力，试图通过一些指标来事前量度企业的“竞争力”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做法。直白地说，竞争力是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得来的，像中石化这样的垄断企业，讨论它的“核心竞争力”有何价值？总经理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识，使我感到庆幸。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中国企业家们应该对自己的处境和实力有清醒、理性的认识，靠国家力量的拼凑即便进了“世界500强”，也依然不表明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考 虑到该公司是一家农业龙头公司，国家对这类企业一直十分重视，理论界也经常见到学者盛赞“公司＋农户”模式的种种优越性。但我总担心，如果龙头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安排使农民旱涝保收，不担任何风险，那么谁来为龙头公司分担风险？还有，老头公司与农民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如何监督农民？如果监督是有效 的，那么与“公司＋农户”模式类似的早期的“合作社”就没理由会失败。总经理的回答再次让我吃惊。他认为，“公司＋农户”是低效率的，我们采取的模式是“公司＋农场”。因为农民文化水平低，在生产指导、监督和培训方面成本很高，而农场是一种相对有组织的生产方式，合作成本低，风险也小。谈到风险，这位总 经理无奈地笑了笑，说中国农民是最可怜的群体，但有时也是最不“讲理”的群体。隐含的意思是说，分散的农民力量弱小，但是农民一旦联合起来就可能出现可怕的蛮力。我以为，经济学家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应该避免感情用事，而应该把农民、工人、企业家、官员和知识分子作为同样具有人格尊严和人权保障的群体，在此基础上考虑他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

8月17日 中国经济的希望

离开宁波之后，我匆匆赶往下一个目标公司，它位于江苏省吴江市下面的一个小镇。吴江也是一个县级市，隶属苏州市。吴江市在2004年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10位，它与前面提到的慈溪市在人口规模、幅员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差不多，地理位置也很靠近。不过我要去的公司却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从浙江杭州出发，先坐火车到湖州市，再坐汽车到南浔镇，又坐汽车穿越江浙省境线才到达公司所在的小镇。这个小镇在经济实力上可不小，它去年的GDP是23个亿，财政收入2个亿，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综合经济实力大抵相当于我老家江西的2－3个县。小镇位于太湖边上，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和“丝绸之乡”。

当晚，帮我安顿好住处后，公司的姚总设宴招待我们，在座的还有某证券公司的陈经理及其同事。姚总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说经过山重水复的颠簸之后，没想到一个在行业独占鳌头的上市公司居然是在一个小镇上！陈经理说，和你有同样感受的还有一位，他就是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罗奇当年也是颇费周折才找到这个地方，他感叹说，在这样的一个小镇上居然能诞生出一家行业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中国民营企业的力量实在是了不起！这样的民营企业，将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在座的各位对罗奇的看法都深以为然。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中国有无数个这样的民营企业，中国经济才能有今天的辉煌。民 间的力量一旦释放，其势无穷也！转型时期，学者们应该把更多的目光聚焦于民营经济，为它们的健康发展鼓与呼。

然而，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 问姚总，现在做企业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他说是企业的管理跟不上企业的发展。企业规模壮大后，如何有效管理就成为一个现实的瓶颈。企业小的时候，老板可以先拍板再论证；现在企业大了，还能这样做吗？如何做到信息畅通、上情下达？他甚至担心，民营企业一旦做大，可能就会逐步变成充满官僚主义的国有企业。我告诉 他，很遗憾，企业的最佳规模问题在企业理论上一直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只能逐步在实践中探索。那一刻，作为经济学人的我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惭愧”。

8月18日 太湖边的思考

经过了一整天紧凑的访谈，傍晚时分，我决定到太湖边散散心。金乌西坠，太湖洒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芒，在风的推动下层层尽染，波光粼粼。独自站在湖心的浮桥上，我希望借这股清新的江南之风吹去几天来纷乱的思绪。

这几天，我感慨最多的，是经济学对现实的严重滞后。以企业的并购问题（M& A）为例。GHM模型是企业理论中对这一问题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型理论，它以“剩余控制权”（residualrights of control）所带来的激励变化为主要变量，来解释两个企业是否以及如何并购。但是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并购关乎多个因素，而经济学理论为了求解的方便通常只能假定少数几个变量。问题在于，少数几个变量如何尽可能地囊括多个因素中的任何一种组合？GHM模 型推测被兼并一方的企业主由于丧失剩余控制权因而失去积极性，但是假如被兼并企业能够扭亏为盈，那么企业主反而会提高积极性。而且，现实中很多并购都是基于企业战略的考虑，而经济学中关于并购或者企业规模的理论几乎不考虑这点。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变量都看作是有方向的矢量，那么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就好比是在一 个三维的世界中刻画一个三维以上的事物。打个比方，要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四维的东西，你说难不难？就目前而言，经济理论能够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还比较简单，要用它来指导企业管理，恐怕还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理论如果要做到一般化，就必须足够精简，但这可能会导致上面所说的解释力不足的问 题；如果复杂一些，就又变成“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了，缺乏一般性。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两难悖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经感叹，说一个经济学教师仍然可以用200年前斯密的《国富论》来教现在的学生，但是你能想象用200年前的数学、物理学来教今天的学生吗？必须承认，尽管经济学在200年间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但是这种进展相对于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无疑是相形见绌的。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一个解释是，为了使自己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构建一个数理化的公理体系方面，过于重视形式的完美而忽略了内容的拓展。相比之下，管理学更受企业家青睐的一个优势在于，管理学没有形式化之累，无须保持学术传统的“自洽性”，它毫不犹豫地抛弃过去的假设和 理论而追逐最新的潮流。同样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则不断地向自然科学靠拢，我担心这会不会是以己之短搏人之长？如果社会科学“科学化”的过程必须如此，那么我们只能埋怨经济学应该更快进步；如果这一“科学化”的方向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是南辕北辙。

8月20日 支持企业才能搞活经济

短暂的一周很快过去了。既然已经到了江浙，那么就干脆回趟家，江西作为“江南西道”也算是泛江南地区了。从富庶的江浙回到江西，认为江西落后的感觉就尤其强烈。一个突出的对比是，企业太少了。经济说到底是由企业干出来的。但是江西的企业为什么这么少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因：一是资本缺乏，办企业很难融资；二是苛捐杂税多，做点小生意还不够ZF各个部门的“吃、拿、卡、要”；三是大凡能赚钱的项目基本上被ZF和有组织势力垄断了。

要解决第一个难题，需要发展一个自由竞争的金融体系。这是Rajan和Zingales两 位经济学家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基本结论。单靠国有银行的融资是不够的，没有那么多资本来支持民营经济，因此要开放民间融资渠道。这方面已经有很多政策建议了。我的看法是，落后地区可以考虑把乡镇企业作为解决融资难题的手段之一。尽管由于在产权和治理结构上的先天劣势，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 在上个世纪末的改制中已经基本上被私营企业所取代，但是它在短期内筹集创业资本、降低风险的功能却依然值得落后地区借鉴。江浙一带很多地区以前也没有一家企业，大家集资先搞一个集体企业，这就降低了融资成本和经营风险。集体企业做大后，自然就带动了一批相关企业，也培育了一批企业家、管理者和销售员。这些 人各自创业后，民营经济就马上发展起来了。

要解决第二个问题，ZF需要认识到“拉弗曲线”——向企业征收过多的税费只能是饮鸩止渴。要想使ZF具有长远追求，官员的任期是很重要的。现在乡镇一级ZF的任期由过去的三年改为五年，这是一个进步。要解决第三个问题，政府必须从上到下转变发展观。官员如果唯GDP论，以行为大搞招商引资，甚至鼓励官员带职下海经商，实质上是与民争利，这与行政垄断没有本质差别，都将扼杀经济活力。落后地区的官员，实在应该多到发达地区去走走看看，结合本地实际真心学习，而不是去游山玩水。

8月22日 弄巧成拙的管制

由于北京还有很多事情，因此我在江西的家里住了几天就得匆匆赶回人民大学。可是没想到火车票这么难买，提前一个星期就没票了。车站规定学生不能买站票，我只得买了无座的站票。这件事情值得玩味的有两点。

一是火车票如此紧俏，通过提高价格是否可以有效降低需求？根据经济学原理，价格越高，需求就越少。因此看上去似乎提高火车票价可以缓解交通状况。但是，提高价格能够降低需求的前提是，需求的价格弹性足够大。如果需求弹性非常小，那么即便提高价格，人们还是不会降低需求，只能通过减少其他消费来满足需求。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民工一定要在寒暑假回家，那么铁道部门提高票价就会增加学生和民工的支出成本，降低他们的总福利，而对缓解交通状况不会有什么改善。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社会中财富分布不均，假设社会上存在穷人和富人两个群体，那么提高票价的结果则是穷人受损而富人福利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因为富人可以 选择坐飞机，用更高的价格享受更好的服务，而穷人因为收入条件的约束而没有其他选择。如此，则对火车票进行提价管制的结果，不是“扶贫”而是“劫贫”！

二是不允许学生买站票是否真正保护了学生的利益？今年铁道部规 定，学生客流较大的车站不得向学生签售无座车票。看上去这似乎是保护了学生的乘坐有座位票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如何呢？因为火车的座位是固定供给的，当为学生预留的座位数量少于需求数量时，有部分学生买站票是必然的。如果不允许，他们就会付出双倍的代价。像我这次，如果没有这条规定，我就可以半票的价格买到 站票。现在有了这条规定，我为了要及时赶回学校，反而需要放弃学生票的优惠，用全票的价格来买站票。原本旨在保护学生利益的票价管制，反而损害了学生的利益。

这件事情的基本教训是，政府部门学习经济学是多么重要！

 [①]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参见笔者所写的《转移的财富》，《经济学消息报》2002年4月26日。

原文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1月19日（No.620）第四版，发表时第一部分有删节。此报纸已经停刊。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