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1年第3期（总第9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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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数量论英雄

——基于美国五所顶尖大学经济系的升职数据

一、复旦惨案与张五常批判

今年6月7日，复旦大学数学学院海归教师姜文华，涉嫌杀害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发生在邯郸路上的这一惨案令学界震惊，这应该是国内学界第一次因为考核不过而动刀杀人，因此引起了广泛争议。

争议的焦点是，这种“非升即走”的终身教职制度（tenure track）是否合理？它从北美引入中国之后，是否“水土不服”？所谓终身教职制度，就是大学给刚入职的青年教师设定一个考核期（通常是五六年）。

在考核期内，如果发表的文章达到了要求，并且教学不太差，就可以从最低级的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除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副教授通常都是终身职，即只要不犯错，就可以一直被聘用。副教授升教授并没有考核期，因此有少数终身副教授就真的变成了“终生”副教授，一直干到自己愿意退休（美国在1994年1月1日废除了大学教师强制退休制度）。

当然，并不是所有大学教师都属于终身教职体系。根据美国教育部的统计，到1997年，美国大学教师队伍中属于终身教职体系的人占70%，还有30%不属于终身教职体系。 例如，一些大学或学院有合同制的讲师（lecturer），主要任务是讲课而不是科研。

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两次针对复旦惨案发表评论。 他认为，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大学对教师的考评主要依靠系里几个大牌教授对候选人水平的认可。

以世界顶尖大学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为例，他的文章原话是：“升为正教授不需要有文章，不需要书教得好，但不可以没有脑。”也就是说，一个教师能否担任教授，评委们既不数论文的数量，也不看刊物的等级，关键是被认为有水平。

他自己1969年秋季在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刚去了三个月，经济系主任诺斯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告诉他，教授委员会建议将他直接提升为正教授。

转折点发生在70年代美国的反越战运动，当时民粹主义盛行，美国大学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就发明了“终身教职”这种制度：要计算候选人的文章数量、发表文章的刊物等级，还要由外部专家评审。张五常把终身教职制度戏称为“数手指的法门”，认为这算不了真正的学问。他听说国内给《美国经济评论》（AER）的文章奖励金额高达二十万元时，觉得非常荒唐！

二、数量为王还是质量优先？

发端于美国的终身教职制度，究竟是一种简单的数量游戏，还是看重文章的质量？是否存在张五常所批评的“AER崇拜”？感性的意见容易发表，冲动的观点更吸引眼球，但是事实真相有待严谨的数据证明。目前，大家公认美国顶尖大学的经济系拥有全球最高的经济学研究水平，因此我们不妨以美国顶尖大学经济系为例，看看它们在教授的升职方面是数量为王还是质量优先。

我们先看一下耶鲁大学经济系。在浏览耶鲁经济系官方网站的教师简历时，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案例。象耶鲁大学这样的世界顶尖名校，经济系的教师要从最低的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至少要在经济学界公认的世界顶尖的五大期刊（所谓Top 5）——《美国经济评论》（AER）、《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a）、《经济学季刊》（QJE）、《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和《经济研究评论》（RES）——上发表几篇论文吧？但是，有一个人一篇Top 5论文都没有，就评上了副教授！他就是穆什菲克·莫巴拉克（Mushfiq Mobarak）。

他的简历如下。博士毕业后（奇怪的是，从本科到博士的学校均无法查到），2002-2007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担任了五年助理教授，期间没有发表任何Top 5论文，然后“上调”到耶鲁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又过了5年被评为副教授（2012年），但是还是没有一篇Top 5论文。

2014年他在《经济计量学》上与两位学者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然后就在第二年被评为正教授。也就是说，仅仅凭一篇Top 5论文（并非排名第一的AER论文），他就完成了从助理教授到教授的完美升级！

如果说终身教职的评审主要看论文数量，那么耶鲁经济系肯定要以Top 5论文作为计算基础，不太可能把低于Top 5的期刊论文作为考核依据。

因此，莫巴拉克教授的火箭式升级，至少否认了耶鲁经济系是数文章数量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对照组：爱德华多·达维拉（Eduardo Dávila）。

此君2014年从哈佛博士毕业，先在纽约大学（排名高于科罗拉多大学）当了五年助理教授，2018年调入耶鲁继续担任助理教授。目前，他已经在《经济研究评论》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但并没有被升为副教授。

莫巴拉克和达维拉都从一流大学“逆袭”进入顶尖大学，他们的任职经历和发表记录可以证明，Top 5论文不是顶尖大学升职（或获得终身教职）的必要条件，学术贡献才是升职的主要依据。

莫巴拉克升职的关键原因，是他在本领域的杰出贡献或重大影响力。

他虽然只有一篇Top 5论文，但是这篇论文《盈利技术上的投资不足：以孟加拉国的季节性移民为例》（Underinvestment in a profitable technology: The case of seasonal migration in Bangladesh）奠定了他在移民研究问题上的重要地位。

根据谷歌学术统计，这篇论文的引用次数高达600多次，而他的论文总引用次数已经超过了7200次。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平均引用次数是3000多次，可见莫巴拉克教授的重大影响力。

三、美国五大顶尖经济系的升职统计

前面的个案对比可能并不具有一般性，读者甚至会怀疑我是在选择性利用证据。为了得到更可靠的证据，我们选择了美国大学中的五大顶尖经济系：哈佛大学经济系、耶鲁大学经济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系。

这五大顶尖经济系不仅是美国的顶尖经济系，也是全世界的顶尖经济系，因此它们的教授升职标准具有很强的风向标作用。同时，为了使升职标准具有可比性，并比较获得终身教职前后的发表记录，我们的统计对象只包括在所属经济系经历了“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这一完整履历的教师，并且只统计Top 5论文的发表数量。

我们的样本总共包括了五大顶尖经济系的54个教授，其中哈佛20个，耶鲁8个，芝加哥7个，普林斯顿10个，MIT 9个。在54个教授中，男性教授占90%左右，说明经济学界目前还是男性占绝大多数，这可能跟西方的经济学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属性有关。

他们的年龄从38岁到72岁，博士毕业年份从1965年到2012年，因此样本跨越了将近50年，能够反映一些比较稳定的趋势。样本中还包括了两名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即MIT的一对教授夫妇阿巴希·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

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大学，一个博士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后，通常就获得了终身教职。但是，哈佛和耶鲁特殊，只有正教授才是终身教职。关键是，它们通常从全球范围内遴选正教授，本校的副教授并无明显优势，这就显得哈佛耶鲁格外“高人一等”。

从综合实力来看，它们相当于学术界的“武当少林”，要求高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近几年这一情况有所改观。为了留住杰出人才，同时又避免内部提拔带来的“放水”嫌疑，它们就将一些特别突出的助理教授破格提升为正教授。

在我们的样本中，总共有13名跨越式提升的破格教授，占全样本的24%。其中，哈佛有7名，耶鲁有1名，MIT一个都没有。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经济学院敢将一个本校的讲师（对应于美国的助理教授）直接提升为正教授，那样的话社会压力太大了，通常的做法是破格晋升一些任职三四年的副教授为正教授，而且全校一般就只有几个名额。 

我们重点关注升职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耗费的年数。下面的表1总结了五大顶尖经济系的教授升职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特征或规律。

第一，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的平均年数是5.4年。在样本中，最短的是哈佛的4.5年，最长的是芝加哥大学的6.4年；有的论文多，有多论文少。这说明，不管博士起点如何，不管发表记录如何，不管水平如何，在五大顶尖经济系，青年教师都要经过5年左右的考核期磨练，才有资格升为副教授或者获得终身教职。

第二，从副教授升为正教授的年数相对更短，平均是3年。最快的是芝加哥大学，只要1.6年；最慢的是哈佛，但也只是4年。正教授的平均年龄是34.7岁，说实话这算相当年轻了。这个年龄在中国大学，通常都是副教授而已。以上两点特征跟中国内地高校完全相反。美国教师是前面慢，后面快，而中国是前面快，后面慢。

中国内地高校的青年教师在担任了两到三年的讲师之后，便有资格申请副教授，通常不需要等到五年考核期（如果有的话）结束。但是从副教授到正教授，名额更少，时间更长，普遍都在七八年左右。

第三，助理教授升副教授，平均发表的Top 5论文是3.4篇，而副教授升正教授的Top 5论文是2.8篇。

首先从篇数上看，副教授的论文均值明显高于正教授的论文均值，这初步说明并不是Top 5论文越多，就表明水平越高，否则正教授应该要求更高的论文数量。

其次从学校来看，在哈佛和耶鲁，一个助理教授升任副教授的Top 5论文数均值是2.4篇，两者都属于五大顶尖经济系中最少的，最高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4.7篇。这进一步说明，Top 5论文（包括大名鼎鼎的AER论文）的数量并不能等同于教授的水平，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哈佛、耶鲁、芝加哥和MIT的经济系水平都低于普林斯顿。

最后从个体差异来看，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终身教职）的过程中，不考虑破格教授，Top 5论文发表最少的是0篇，而且有三个人；最多的有9篇。这三个人后来发表潜力很大吗？也没有。

他们在担任副教授时，发表的Top 5论文数量依旧很少，从0篇到2篇不等，但最后都在几年内升为正教授。这再次说明，终身教职不是只数论文篇数和看论文等级的。

第四，破格者的Top 5论文数少于普通教授。一个教师能够在世界顶尖大学经济系从助理教授直接升为正教授，充分说明此人具有超一流的研究水平。那么有趣的问题是，这些超一流教授是否发表了比别人更多的Top 5论文呢？

答案是：并没有！在我们的样本中，13个破格教授从担任助理教授到评上正教授的时间内，平均的Top 5论文是4.2篇，而其他教授的Top 5论文平均是6篇。事实上，相关性分析表明，一个教授能否破格，与其发表的Top 5论文数只有很弱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28。

第五，诺奖得主在Top 5论文数量上也不占优势。在我们的样本中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是当之无愧的超一流水平和杰出成就的象征。

那么，诺奖得主在Top 5期刊发文方面是否异于常人，甚至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呢？并没有！巴纳吉1988年博士毕业后到MIT任教，老老实实当了5年助理教授，发表了4篇Top 5论文后才升为副教授，之后担任了3年副教授，期间发表了2篇Top 5论文。

从数量上看，前者高于样本均值（3.4篇），而后者又低于样本均值（2.8篇）。从发表刊物上，一篇AER论文也没有。他妻子迪弗洛担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时间分别为3年和2年，这应该是样本中最快的升职速度了，堪称“神童”，但是两段任职期间发表的Top 5论文数量分别为2篇，明显低于均值。

可见，诺奖得主并不是靠Top 5论文数量获奖的。否则，最该得奖的人，应该是我们样本中的MIT教授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无数人心中的yyds（“永远的神”谐音），他是当今世界发表顶级期刊论文数量最多和最快的人之一（我怀疑去掉“之一”也不为过）。

但是这位大神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前的Top 5论文发表并非高不可攀。他在MIT担任助理教授的5年期间只发表了2篇Top 5论文，在担任副教授的3年期间发表了8篇，明显有加速度的逆年龄倾向。

但这并非样本中的最高纪录，最高纪录是哈佛大学格莱泽（Edward Glaseser）教授，担任副教授的9年期间发表了12篇Top 5论文。

按年数来算，阿西莫格鲁副教授期间的发文速度远高于格莱泽，但问题是哈佛经济系为什么要让格莱泽发了12篇Top 5论文之后才给人家正教授头衔呢？为什么不早几年呢？

这只能说明一点，论文数量不等于论文质量，论文数量不等于研究水平，否则无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