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代表中国组织经济学研讨会的发起方——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感谢会议的承办方——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感谢长期支持会议的几大期刊编辑部——《管理世界》、《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编辑部，感谢所有的参会者！

其次，我想就会议论文的遴选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有力工作下，我们总共收到了将近80篇论文。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参考同行的会议规模，我们只能选出40多篇论文报告。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大部分论文看上去都比较有趣或者讨论的问题比较重要，而且使用的分析方法都比较规范。这体现了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会议组委会将所有论文分成了5组，每组邀请了两位青年学者对本组论文打分，然后我们以评分为主要依据进行遴选。为了保证参会学者的多元化，每个学者作为作者或合作者的论文最多不超过两篇。我本人也只有一篇论文入选。在此，我要恭喜所有入选论文的作者。同时，向未入选论文的作者表示歉意。未能入选未必代表论文水平不行，很可能是主题不太匹配，或者相关主题的文章太多。我诚挚地欢迎大家继续向中国组织经济学研讨会投稿。因为，我们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会议，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学术会议，是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会议！

最后，我想谈点个人感想。在学界同仁的支持下，我们于2012年举办了首届中国组织经济学研讨会，今年是第八届(因为疫情，首次改为线上会议)。我相信，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取决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和丰富性。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科层组织，最广泛的地区差异，又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因此，不管是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还是企业理论——我们现在将它们统称为组织经济学，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都面临着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发展潜力，都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极好“赛道”。（插一句：2015年，国际新制度经济学会/ISNIE，改名为“国际制度和组织经济学会”，这说明组织经济学日益欣欣向荣。）我曾经担心这类研究可能显得太“中国化”，但是我最近看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传记后（《中国学者可以向科尔奈学习什么》），不再担心选题问题了。我只是担心，我们是不是足够勤奋，足够团结，足够专心地研究中国问题。作为一名70后，我已经步入中年，但是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开始掌握了前沿的分析方法时，我觉得中国组织经济学的研究正处于朝气蓬勃的青年状态！

谢谢大家！

附记： 

今天上午，我主持了中国组织经济学研讨会的微观经济理论单元的论文交流，下午参加了数字治理单元的论文交流。我谈几点感想： 

第一，一些优秀的青年学者已经掌握了国际前沿的分析方法。尤其是海归青年学者，对于竞赛理论、信息设计、贝叶斯说服等模型都非常熟稔。

第二，海归学者对前沿文献和方法更熟悉，国内学者对现实问题更有感觉。如果两者合作，将是强强联合。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界下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路径。

第三，学者们都善于捕捉政策热点，但政策研究的理论价值仍有待提升。中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经济研究要服务于现实需求，这是正常的。但要输出中国经济学的贡献，研究的理论价值需要进一步提炼。

第四，计量经济学论文（经验研究）居多数，微观理论论文（理论研究）占少数。前者跟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在明显缩小，但后者在明显扩大。原因是，理论研究进入门槛太高，目前的学者规模又太小，而且在当前“一年磨十剑”的考核机制下完全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有远见、有担当的院长们，应该多鼓励中国青年学者的理论研究，才可能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奠定基础。否则，中国学者的发表最多是为西方学者的研究提供素材或者旁证。

刚工作时该不该好好表现？

为什么主观考核会产生“马屁精”？

KPI考核的弊端是什么？

为什么组织内部不能随便引入竞争机制？

什么样的家族企业能长盛不衰？

为什么合同要故意留下漏洞？

教师、医生应该有固定工资，还是绩效工资？

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应当多少来自奖金，多少来自认股权？

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钱机制是不是影响了房价？

......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不妨看看《一切皆契约：真实世界中的博弈与策略》。在本书中，每一章面对一个现实难题，每一章讲述一个有趣故事，每一章提供一个认知模型。著名学者贾康、管清友、何帆、黄有光、施展、杨瑞龙和周濂，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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