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0日下午，由人大国发院政企关系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新政治经济学”前沿讲座在人大校内2409教室举行。讲座的主讲人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唐世平，主题是“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一个系统性的分析”。

唐老师希望为理解“制度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唐老师提出，思考时应从制度的维度着手，在影响经济的众多因素中剔除重合的部分再进行整合。现有的研究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多是以归纳的方法总结历史制度的演进，少有以演绎的方法提出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制度性建议。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归纳总结的文献难免落于套套逻辑（tautology）之流，且无法抽象出来一个一致的、稳定的、以及系统性的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IFED）。一个具体例子是，究竟是治理质量影响了经济发展还是反过来？这其中就存在一个因果互逆的问题。如果仅仅将治理质量作为一个外生的解释变量，是十分粗糙且无意义的。

唐老师对理解制度问题做了一个系统性的分析，用一个十分精巧且有趣的故事引出了模型中的四个驱动力。一个正教授和一个副教授在路上走着，看到一张钞票该不该捡，谁该捡。首先，他们要从这条路上经过，才有这个故事发生的可能性，这是第一要素“possibility”。其次，这是钞票而不是路上的小石子等不具公允价值的物品，这是第二要素“incentive”。第三，他们具备看见钞票的能力，且拥有健全的四肢可以发生捡的行为，这是第三要素“capability”。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正教授可以对副教授从言语或是行为上施加权力，这是第四要素“（equality of）opportunity”。接着，唐老师更加深入地从六个维度对这四个要素加以阐述，并给在场的同学们一个关于思考问题的建议：“做学问就是要把局限和假设推到极致，把所有你认为理所应当的东西变得不那么理所应当，再加以延展，你就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

接着，唐老师提到了自己对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这本书的章节安排，并展示了一个模型中的关于state（国家）、institution（制度）、policy（政策）的“发展三角形”。其中，唐老师重点解释了知识与制度的关系。制度就是社会知识转变为条文的结果，但知识只有数量的维度，社会却有好坏之分。于是，知识也应该被赋予质量的维度。由此，知识可以被纳入模型以解释制度的权力在影响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在强调社会知识在影响制度构建的重要性时，唐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引发了同学们的思考，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自然科学呢？当儒学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时，当社会期待都是四书五经时，不会有人再去思考这之外的事物。于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变成了不去格物致知，只念四书五经；而英国等国家，自然科学是得到了贵族的支持的。

当提到政治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时，唐老师说道，政治制度绝不仅仅是一个0/1变量，也不是一个可以被度量后直接放入模型的参数。政治制度一定是通过其他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例如，民主可以保护自由，自由可以促进稳定，从而达到经济的增长。当然，这个链条可以变得更长，可以是间接的，可以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特定的渠道中，民主才有其独特的价值。单单民主二字，有太多方面在一些情况下产生的效果可以被其他制度所复制替代。制度产生的效果一定是作用于和其他制度并行的大环境下，并不断演化。

      唐老师演讲结束后，人大国发院院长助理、公管学院教授马亮就唐世平老师的演讲补充了一些看法，比如技术知识的存在是让一些制度成为可能。此次讲座的主持人，人大国发院政企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也进行了点评，并对在座同学提出了一些期许，希望同学们敢于质疑、敢于创新、形成一套自洽的有逻辑的思考体系，并在研究的现实性和科学性之间巧妙权衡。最后，唐老师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

《众人皆吾师》一书记述了唐老师多年治学过程中交往过的一些知名学者，如张蕴岭、阎学通、时殷弘、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这些在各自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曾经给予了唐老师诸多教诲、提携和鞭策。唐老师从中学到很多，因此认为“众人皆吾师”。唐老师在书中记录了过往的片段，既是为了表达感恩之情，也是想与读者分享人生的经历和思考。可以说，即便是学术圈之外的普通读者，在阅读唐老师的随笔过程中亦会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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