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辉文的书法。你们觉得哪幅最好？）

 

●作者 李辉文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弗里德曼——诺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位物理学博士——曾经抱怨说，老百姓通常都非常尊重物理学家的专业判断，即使这些判断和常识大相径庭。但对经济学家就不同了：经济学家的专业判断经常受到普罗大众的质疑。实际上他的岳父，一位非经济学专业人士，就经常坚决地反对他关于经济问题的判断。

 

这类质疑绝大部分都源自误解。经济学家经常遇到的一类指责是盲目坚持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即将市场作为解决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有效的方案。这当然不正确，不仅因为很少有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机制是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且因为当人们提到“市场机制”这个词的时候，往往将它和“价格机制”等量齐观，因此造成很多逻辑上和观念上的混乱。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在价格机制之外，还有大量精彩纷呈的非价格机制。比如，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还有一个同义词：“自由企业制度”，企业本身就是一种非价格机制。

 

不过，将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全都归因于行外人士的误解是不公平的。流行的教科书对这一现象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举个例子，在非专业人士可以流畅阅读的几乎所有初级程度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里，都会重点介绍一个概念：“市场失灵”，意思是说市场在某些约束条件下不能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引起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四种：不完全竞争、不对称信息、外部效应和公共产品。出现市场失灵的时候一个良序的社会应该怎么办呢？教科书回答说应该由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微观经济政策，对这四类原因引起的市场失灵分别进行干预以增进效率。

 

这一套逻辑看似天衣无缝，但实际上是存在严重问题的。这里的所谓“市场失灵”，与其说是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的失灵，不如说是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的失灵，而不能是说经济学理论的失灵。因为现代经济学理论，除了新古典经济学，还有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等诸多分析工具。在这一理论中，由于导致所谓“市场失灵”的四类因素都被抽象掉了，所以对于现实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自然是在科学层面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在政策层面也只能提出一些试图强行把现实经济按在新古典完全竞争经济学浇铸的千篇一律的模子里运行的建议。可是经济学自《国富论》出版至今，经历了将近两个半世纪的发展。这两百多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济系统内在的矛盾和规律性不断展开，经济理论也在因应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问题的过程中日益枝繁叶茂，自然不会一直停留在如此肤浅的层面。对于今天的职业经济学来说，教科书中常见的对所谓“市场失灵”的论述，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都经不起推敲。

 

比方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就生动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分工的演进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而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则影响着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在个体层面就表现为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的演进则意味着各行各业的生产者都“越来越多地知道越来越少的知识”，即每个人的专业领域越来越窄，同时在本专业领域里掌握的知识则越来越深入。而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市场经济是一种会“自动扩展的自发秩序”，因此不仅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特征，而且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市场经济中会内生地越来越高。如果没有了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消除了专业化和分工，这意味着交换已经没有必要，市场也就消失了。

 

而现实世界中的市场机制实际上不仅内生地具有并且强化信息不对称，而且内生地产生了形形色色处理不对称信息问题的交易方式、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反过来看，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纷繁复杂甚至杂乱无章的交易方式、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比如为什么水果店的西瓜通常论斤卖而柠檬则常常论个卖，为什么资本和劳动都是生产要素但现实中通常都是资本雇佣劳动而非劳动雇用资本，企业什么时候任人唯亲又什么时候任人唯贤……诸如此类，都可以理解为在信息和竞争约束下最小化交易成本的均衡结果。

 

现代经济学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实际上早就形成了一整套博大精深的分析范式。这一套分析范式中，一个关键概念是“契约”：人和人之间的每一项交易都可以理解为一份契约；在订约之前和订约之后都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关于事前和事后两类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在“委托人—代理人”框架下有了长足的进展。现代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由此确立，并展现出对于现实的强大解释力。

 

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教授长期耕耘于契约理论领域。他的新书《一切皆契约：真实世界中的博弈与决策》结合一系列生动形象的故事，将契约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真实世界中丰富多彩的经济现象有机地联系起来，深入浅出地展现了新古典价格理论之外契约理论和组织经济学的深刻洞见和强大解释力，极大地弥合了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与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之间的鸿沟。

 

和很多一直聚焦于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不同，聂教授的本科专业是工业经济，硕士又就读于重视调查研究和政策分析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这就使得他对于五彩缤纷的现实经济系统有着比专注于形式化分析的经济学者更加深刻的理解，而他在博士阶段在契约理论的经典文献上下的苦功，以及在博士后阶段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与诺奖得主奥利弗·哈特的深度交流，再加上他在人大任教以来的一系列扎实的学术研究，则使得他从基础理论出发将现实问题化繁为简的能力不断提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对现实问题良好直觉的紧密结合，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梅因在他的名著《古代法》中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判断：“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进程，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聂教授将他的这本书命名为“一切皆契约”，是又一个精彩的选择。这不仅因为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可以理解为契约，而且因为转型的中国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进步社会进程之中，“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早已启动但远未结束。

 

我们可以期待，这一作品在给读者带来流畅的阅读体验的同时，也会带来智力上的享受。

 

本文转载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