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晚上给研究生讲授《契约理论》课程时，我提到了曾经的著名经济学家格罗斯曼的有趣故事。于是，翻出这篇旧文，以飨读者。——聂辉华 2021.3.23

 

让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题记

 

一、江湖号令

 

经济学的江湖派系林立，竞争激烈，往往各领风骚几十年。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业内人士一旦提到某个学派，必定提到几个大佬。这些大佬是这个学派的顶尖高手，他们创立了这个学派的分析框架，甚至仍然指引着这个学派的发展方向。例如，提到信息经济学，不能不提阿克洛夫（Akerlof）、斯彭斯（Spence）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提到机制设计理论，不能不提赫维茨（Hurwicz）、马斯金（Maskin）和梅尔森（Myserson）；并且这些人如今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样，提到不完全契约理论，就不能不提格罗斯曼（Grossman）、哈特（Hart）和莫尔（Moore）。现在，不完全契约理论已经成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产业组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律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的基本分析框架。事实上，在由博尔顿（Bolton）和德瓦垂朋特（Dewatripont）撰写、MIT出版社出版的《契约理论》教材中，不完全契约理论占据了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奠定不完全契约理论基本框架的，是先后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PE）上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格罗斯曼和哈特教授1986年发表的《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一个纵向和横向一体化理论》，第二篇是哈特和莫尔教授1990年发表的《产权和企业的本质》。作为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哈特教授也是近年来诺贝尔奖得主的热门人选。

 

不完全契约学派历经二十余年修行，追随者众，遍布天下，在经济学江湖可谓一大流派。这次，让这一流派风云际会的，是一封由阿庚（Aghion，哈佛大学教授）、德瓦垂朋特（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勒格罗（Legros，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和津加莱斯（Zingales，芝加哥大学教授）联名签署的邀请函。邀请函说，今年是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论文发表的25周年，为了讨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巨大成就和未来发展，我们决定于6月24－2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为期两天半的会议（“Grossman and Hart at 25”）。号令一出，震动江湖。几乎所有与不完全契约理论有关的世界级学者都参加了此次盛会，除了论文的两位作者格罗斯曼（原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和哈特（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这些高手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庚（哈佛大学教授）、博尔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姆斯特朗（Holmstrom，MIT教授）、莫尔（爱丁堡大学和LSE教授）、罗伯茨（Roberts，斯坦福大学教授）、施莱佛（Shleifer，哈佛大学教授）、斯特恩（Stein，哈佛大学教授）、梯若尔（Tirole，法国图卢兹大学教授）以及津加莱斯（芝加哥大学教授）等五十多位国际知名学者。想想看，在这个领域，除了这些高手，我们还会记得谁？高朋满座，高手云集，高端对决，这是一次真正的武林大会！

 

武林大会选择在布鲁塞尔召开可谓用心良苦。首先，布鲁塞尔作为比利时王国的首都，也是“欧盟首都”，可以算是欧洲的心脏。最重要的是，这里离瑞典比较近，同时离美国比较远。套用一句网络用语，“你懂的”。其次，6月的布鲁塞尔，气候宜人，非常凉爽，实乃居家旅行之胜地。本次盛会的东道主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BLU）的欧洲经济学与统计学高级研究中心（ECARES），这是一个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欧洲经济学研究重镇。

 

这次盛会当然是不完全契约领域的最高级别会议，但会议只对少数人开放。除了受邀发言的五十位知名学者，另有四十位对该领域感兴趣的各国学者，还有十位是世界各地的博士生。除了少数几个工作人员，我甚至没有在现场看到一个来自当地大学的旁听者。我于2009－2010学年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师从哈特教授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因此荣幸地成为中国大陆地区两位受邀学者之一，另一位是上海交大的费方域教授。不得不提的是，在1999年，不完全契约学派与完全契约学派开展了一次巅峰对决，多位顶尖高手参与了那次华山论剑。如今，十载已过，不完全契约学派的众多高手居然要和完全契约学派的领袖人物共聚一堂，莫非又要掀起一阵刀光剑影？

 

二、高手过招

 

两天半的会议安排得滴水不漏，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紧凑的学术会议。会议总共分为十一个单元，内容涉及不完全契约理论在企业边界、企业内部组织、公司金融、理论基础、产业组织、国际贸易、公共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领域的进展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一个单元通常分为三个部分：先是由一位权威教授综述不完全契约理论在某个主题上的研究现状，然后由几位学者对综述进行点评，最后另外一些学者通过讨论的方式探讨不完全契约理论在这个主题上的未来发展趋势。

 

6月24日中午12点，参会代表陆续到达BLU的商学院新楼进行注册。来自五湖四海的代表们三五成群，一边吃着简易午餐，一边欢快地聊天。看上去，大部分人都相互认识，一见面就谈论熟人熟事。如果谁都不认识，就很难找到熟悉的话题，未免显得比较生分。还好，我在美国认识的几个学者也来了，不然就会略显尴尬。下午1点钟，会议正式开始。在德瓦垂朋特教授代表东道主做了简短致辞之后，莫尔教授介绍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论文的主要内容和影响。不得不说，莫尔教授的演讲极具感染力。首先，他很幽默。哈特及其合作者的两篇文章按作者音序排列是Grossman-Hart-Moore（即GHM模型），也可简写为Grossman et. al.。莫尔说，在这个简写里，他是al（酒精），而哈特变成了et（外星人）！听众顿时狂笑不止，连哈特本人都哈哈大笑。其次，他说话时声音略带夸张，并且手舞足蹈，令人怀疑他以前是不是演戏剧的。之后，哥伦比亚大学的德赛因（Dessein）综述了不完全契约理论在解释企业边界问题上的进展。接着，密歇根大学的拉方丹（Lafontaine）从经验研究的角度评述了这个综述。她特别指出，不完全契约理论有些假设难以在现实中识别，并且有些现实的契约条款没有得到理论上的解释。会议的详情按下不表。

 

当天下午的讨论直到晚上6点半才结束，然后大家从宾馆乘坐班车前往郊区一个特色饭店共进晚餐。班车停在一处茂密的森林里，我们下车后沿着两边点满蜡烛的小径步行到一个小湖边，然后坐游船到达对岸的一个酒吧。到达酒吧的餐厅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按北京与布鲁塞尔6小时的时差计算，此时正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多。我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基本上不用倒时差，但是架不住饥饿啊。按当地时间计算，晚上7点多也该吃晚饭了吧？但是会议代表们悠哉地端一杯香槟，还是三五成群地讨论学术问题，直到8点才入席。我寻思，然后该吃饭了吧？结果大家在饭桌上至少又聊了半个小时，才开始陆续上菜。边吃边聊，三道菜吃下来，我基本上没吃饱，估计是饿饱了。到了10点左右，主角之一格罗斯曼教授致辞，然后是两个教授评论。内容肯定很风趣，因为大家都笑了，可是我笑不出来，只盼着他们早点说完以便侍者接着上菜。第四道菜上来之后，已经快11点了，大家似乎意犹未尽，但终于散席了。谢天谢地！等班车载我们回到宾馆时，已经是晚上12点了。看上去半天的会议，实际上整整持续了12个小时。考虑到连喝咖啡的时间大家都在讨论学术问题，这“一天”大家的脑袋就没有休息过。谁在国内见过这么玩命开会的？！

 

不过，紧张的会议也有令人感动的温暖。饭后，晚风习习，略显寒色。在返回的游船上，在晦明晦暗的夜光下，我看到瘦小的格罗斯曼紧紧地搂着娇小的发妻，默默地靠在游船的一角，听大家继续热烈地讨论学术。格罗斯曼在不到五十岁的黄金年龄，在学术生涯的巅峰时期急流勇退，从沃顿商学院讲席教授的职位上辞职下海，创办了QFS资产管理公司并担任CEO至今。他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热门人选，因为除了契约理论，他在金融领域的成果也非常显著，而且是1987年克拉克奖得主。也许很多人会为他、为经济学界感到遗憾。作为一名绝顶高手，面对江湖盛誉，面对世间浮华，也许他感到英雄寂寞，唯有独孤求败吧。个中滋味，何人能解？那晚之后，我再没有见到格罗斯曼教授。

 

第二天的会议是从上午9点搞到晚上12点。最热烈的讨论是关于不完全契约的基础问题。1999年，以马斯金和梯若尔师徒为代表的完全契约学派对不完全契约学派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他们的文章、哈特与合作者及弟子西格尔（Segal）的两篇文章都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RES）1999年的专辑上。虽说“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是今天两派人马居然再次鏖战。马斯金和梯若尔认定在传统框架内无法找到不完全契约的坚实基础，西格尔从有限理性和增加激励约束的角度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阿庚等人则试图通过引入一点点信息不对称来重新找回理论基础，莫尔也再度加入战团。连主角哈特也出来发言。他说，几年前他曾经对解决这个难题表示了绝望，因为马斯金都得诺奖了，后来他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办法，但是他仍然希望找到更简单的方法。他感慨地说，自己是做不动这个问题了，就将希望留给大家吧。因为几大高手之间的激烈论战，会议不得不延长了半个小时。

 

三、观后感想

 

这次会议既是武林大会，又是思想盛宴。作为一名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者，我觉得三天内经历了多次头脑风暴，估计脑细胞被炸死了不少。对比国内类似的会议，我感慨良多。

 

第一，会议效率非常高。2天半的议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而且会议通知早在8个月前就发出了，详细议程则在半年前就确定了。组织者精心设计了会议议程，以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论文为切入点，围绕不完全契约在十个主题上的应用和发展趋势，邀请了几乎所有相关的重量级学者，而且在内容上有综述、有评议、有讨论，短时间内最大程度地推广和推进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研究。

 

第二，会议代表非常敬业。无论是会场上还是咖啡间，无论是班车上还是饭桌前，所有人在所有见面的时间内都在讨论学术问题，而且他们还都热情洋溢、精力充沛。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在闲聊学术以外的杂事。看来，人家是真把学术当作一项爱好，一种事业，而不仅仅是一份职业。

 

第三，会议程序非常平等。尽管格罗斯曼、哈特教授是会议的主角，但是会议并没有安排他们的专门发言（晚餐致辞除外）。每一个单元的综述者、评论者和讨论者，都是根据学术成就的大小来挑选的，而不是根据官位、职称或名气来挑选的。所有人发言都要举手，多人举手时要按先后顺序，有人抢话筒时会遭到他人自发的批评。会议闭幕时，还安排阿庚教授等人给参与会务活动的两位女职员献花致谢。多么人性化！

 

试想，如果类似的会议在中国召开会怎样？肯定先是领导致辞，高官捧场，然后各路嘉宾按照职位大小一一献上赞歌，至于年轻讲师、博士，那肯定没有发言资格。最后，在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氛围中，领导致闭幕词，会议胜利闭幕。当然，还有旅游安排。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做到“让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呢？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三辑，总第5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