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很难成为一流经济学家？

聂辉华

一、中国经济学界的悖论

中国有句古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意思是说，选对职业对男生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对女性却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女性还有第二次选择机会——嫁人。但什么是最好的职业呢？这个问题恐怕没有标准答案。毕竟，“一千个读者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抛开个人兴趣不论，从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角度，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些选择标准的。不妨考虑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职业的重要性或者社会的需求程度；第二个维度是职业的进入壁垒。这两个维度可以将所有职业分为四种类型（图1）[①]：（1）社会需求很高[②]同时进入壁垒很高的职业，比如医生或律师。从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角度讲，它们应该属于最好的职业。当然，知名演员、高级管理人员也属于这类职业。（2）社会需求很高但进入壁垒很低的职业，包括宏观经济顾问、投资顾问等在内的各种理财专家应该属于这个门类。说句公道话，没有谁会否认宏观经济、股票很重要，但这个行业实在是鱼龙混杂。似乎会说“M2”、“头寸”、“金融脱媒”，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理财专家。（3）社会需求很低但进入壁垒很高的职业，这一般指特种职业，例如民间的补锅师傅和打铁师傅，以及一些研究冷僻知识的专家。（4）社会需求很低同时进入壁垒很低的职业，这大部分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服务业，比如餐馆服务员、快递员。

图1 职业分类

那么，经济学者属于哪个职业门类呢？很多人认为属于第二类：社会需求很高但进入壁垒很低。从需求角度讲，很多人以为学了经济学就能搞懂经济，就能发财致富，因此经济学一直都是“显学”。我估计在全中国所有大学的文科职业里，经济学肯定是学生人数最多的职业，没有“之一”。“博士满街走，教授多如狗”，这句夸张的话形容经济学职业恐怕是最合适的。从进入壁垒角度讲，经济学职业似乎是进入壁垒最低的一个学科。连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都开玩笑说：“哪怕是一只鹦鹉，只要它会说‘需求’和‘供给’两个单词，也可以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很多人自认为翻过几本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或者看过诸如《XX经济学讲义》这样的大众通俗读物，又或者成功地搞过经济（炒股票、做管理、办企业），就认为自己也是经济专家。这就导致了一种负面效应：经济学者或经济专家的社会声誉并不太好，也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从理论上讲，一个行业的从业人员越多，竞争越激烈，那么杰出人才的数量就越大。换句话说，中国庞大的经济学研究队伍中，应该出现很多一流的经济学家。我这里说的“一流的经济学家”，是指那些学术贡献一流的专业经济学者，他们构建了得到学界公认的理论模型，或者为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产生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但这种良性结果并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号称“经济学者”甚至“经济学家”的人，如过江之鲫、人山人海；另一方面，一流的经济学家却寥落晨星、屈指可数。2005年，连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都看不下去了，以至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说，“中国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③] 和很多热心读者一样，我特别想知道是哪五个，但我估计打死他都不敢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论”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本来应该有很高的进入壁垒，但是这些壁垒都是隐性的，无法为公众起到筛选或鉴别的功能，而显性的进入壁垒又太低了。这导致一方面经济学者队伍很庞大，另一方面一流的经济学家却如凤毛麟角。如果经济学研究是一个成熟的职业，那么它应该属于图1的左上角——社会需求很高同时进入壁垒也很高的职业。

二、张五常评价经济学家的五个标准

那么，一流的经济学家本来应该有哪些很高的（隐性）进入壁垒呢？或者换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很难成为一流经济学家呢？2008年初，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提到了成为杰出经济学家的五个必要条件：论事客观、毫无成见、逻辑天生、观察力强和品味独到。[④] 张五常认为，这五个标准每项20分，总共100分。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都没拿到满分，他有98分，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图有95分，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马歇尔有94分。在张五常眼里，大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只有70多分！他说60分是及格，我估计他眼中及格的中国经济学家大概是0个，比丁学良还苛刻。虽然张五常的评分标准太高了，但是我完全同意这五个条件应该成为一流经济学家的必要条件，而且关键是大部分经济学者真的达不到。不信？我就根据自己的感受解释一下这五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论事客观，就是分析问题时不预设立场。这一条最难，因为经济学者研究的对象是人，而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几乎所有时候都会站在维护自身利益的立场上，经济学者也不例外。你问青年教师要不要涨工资，大家一定会说要涨；你问病人看病贵不贵，病人一定会说很贵；你问企业税负高不高，企业一定会说很高。两国之间发生冲突或摩擦，很多人首先假设他国有错，本国有理，然后再去找证据证明这一点，这不是很“正常”吗？维护自身利益是人的本能，但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要超越自己的本能，必须以最大化社会总福利为唯一立场。按照这个标准，“穷人的经济学”、“幼稚产业保护论”以及所有站在某个群体或本国的立场上从事的经济学研究，都是不“客观”的。退一步讲，有人会说，虽然经济学者在生活中极力维护自身利益，但是在研究中可以保持客观立场。说得好听，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社会总福利”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不同利益集团在全社会中的权重也不相同，还有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又不相同，所以“社会总福利”往往成为一个难以捉摸的抽象概念。

第二个条件是毫无成见，就是没有任何偏见。这一点绝大多数经济学者都难以做到。所谓偏见，就是先入为主地形成了一种观点或观念，然后不管对方怎么说，你都不会轻易改变。要做到没有偏见，就要敢于“放空自己”，从零开始。著名投资家、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Ray Dalio）在其畅销书《原则》中极力倡导，每个人在倾听他人意见时，首先要放下所有的成见。第一种常见的偏见是“研究什么就喜欢什么”。有人博士论文专门研究非主流经济学，他就倾向于认为所有主流经济学都是有问题的，而非主流经济学没有任何问题，即便有问题也是可以原谅或忽略的。第二种常见的偏见是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甚至认为批评就是攻击或不尊重。在研讨会上，很多演讲者一听见听众提问，第一反应是立即反驳，而不是仔细聆听。我就亲眼见过这样的演讲者，从头到尾把所有问题都驳斥回去，仿佛自己的论文完美无暇。在回复匿名审稿人意见时，一些作者情绪会比较激动，答辩语言会比较激烈。第三种常见的偏见是从不认错。一些人一旦选择了某个立场或观点，不管你提出多少新的可靠证据，他都死不悔改，而是想办法自圆其说。

第三个条件是逻辑天生，就是有很强的逻辑推演能力。真正的高手，只要一听你讲基本假设，马上能推断出你的主要结论；或者你一讲论文的基本故事，他马上能发现逻辑漏洞。这就好比厉害的律师，在法庭辩论时能瞬间找到“合理的质疑”（reasonable doubt），从而推翻对手的判断。

第四个条件是观察力强，就是看问题时视角与众不同，有趣且有效。例如，有人发现，虽然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是中国的货车和货船并不先进，说明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底层百姓的辛苦劳作，而不是主要依靠先进技术。

第五个条件是品位独到，就是能判断什么选题值得做，什么选题不值得做。我们经常讲，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即便大部分经济学者比较勤奋，方法也很先进，但一辈子都只能写普通的文章，主要原因之一是选题不够好。而选题不够好的原因，除了运气，还有品位（taste）。用张五常的话说，就是在学术的大海上，要敢于像海明威笔下的老渔夫那样，只钓大鱼，不钓小鱼。

    张五常认为，上述五个条件基本上都是天生的，这点我不同意。说实话，除了最后一条，前面四条都是可以通过学习改进的。当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前面两条难以做到。易中天曾经总结过所谓的“中国式逻辑”：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在民粹主义和“政治正确”的裹挟下，很多人可能遭遇过这种诘问，却无法辩驳。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做出一流的经济学成就是比较困难的。

三、其它负面清单

我曾经在《经济学家茶座》发表过《如何创作经济学论文？》和《如何成为一名一流的经济学博士生？》这两篇文章。如果说这类文章是研究经济学的“正面清单”，那么本文就是研究经济学的“负面清单”。作为经济学者，我们不仅要知道正确的方向，更要避免错误的陷阱。除了张五常教授提到的五个条件，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很难成为一流经济学家，还有其它“路障”需要跨越。

第六个条件，视野宽阔。按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观点，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应该同时具备数理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素质。作为一名制度经济学者，我认为研究制度的学者至少需要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历史、政治、社会与地理。然而，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学家——水平差的不谈——水平好的经济学家和外国经济学家写的书比起来索然无味。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职业上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国外的优秀经济学家们非常之博学。知识面太窄了，书写得没有味道，人家怎么能爱看呢！”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起步较晚，大约始于1994年。因此，中国经济学者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补数学”和“补英语”。“补数学”包括学习中高级经济学、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等数量化程度较高的课程，“补英语”包括提高阅读英文期刊、写作英文论文以及与外国学者用英语交流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学者很难有大量时间去阅读本国乃至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类文献。如果经济学者眼睛只盯着中国大陆，主要阅读中文论文，很少和世界一流学者交流，要成为一流经济学家不啻于青蛙爬出水井。

第七个条件，团队精神。有好事者做过统计，当今发表在世界著名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60%以上都是合作完成，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按姓氏音序排名。这说明，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科学，越来越依赖于团队合作。从理论上讲，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天然具备很多绝佳的经济学研究素材，如果发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完全有可能在若干涉及发展经济学或者转型经济学的领域取得世界级研究成就。但是，纵观国内经济学界，真正卓有成效的学术团队非常稀缺，主要还是靠传统的师徒合作。这一方面受传统文化“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以及“文人相轻”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很多制度的制约。比如，大多数高校在评职称或评奖时只承认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这不利于团队合作。

第八个条件，资源优化。要在某个经济学领域有重大突破，非得持续专注不可。有一个著名的“天才定律”：天才之所以有超越凡人的成就，是因为他们付出了至少1万个小时的专业训练。中国处于转型时期，从大众到政府，都对经济学者有广泛的需求，这创造了很多致富的机会，也迷乱了很多学者的心智。此外，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也导致学者难以静心研究。一些青年学者研究做的不错，然后被提拔到领导岗位。“行政一入深似海，学术从此是路人”。我们曾经在一篇论文里发现，一个经济学者担任院长职务之后，发表的论文反而更多了，其原因不言自明。[⑤]

作为一名中国青年经济学者，我当然热切盼望中国经济学界能够不断取得重大成就。“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衷心希望深层次改革能让学者去除心病，吾辈愿意负重前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19年第3辑，总第8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