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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要求各地“守土有责”，零新增、零死亡；另一边要求有序复工、不得阻断交通和随意封闭小区。当一个代理人承担两项冲突的任务时，代理人会选择最保守的策略，就是避免“一票否决”的任务失败。由此，当人们在批评“政令不出中南海”时，首先要想清楚政令本身是否激励相容。“既要、又要、还要”的思维要摒弃，因为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惜一切代价”的思维要摒弃，因为没有谁的口袋里装满了可以随时牺牲的“代价”。不要让代理人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这应该是经济学常识。
如果问我怎么设计政策，我会建议实行配额制管理，即根据各项任务的权重划定它们的目标浮动范围，进行动态管理。一刀切式的单一目标管理，不仅不符合常识，而且多次被证明是失败的。我长期研究矿难，对安全生产指标（死亡率）进行递减式的目标管理，正是中国成功地遏制矿难的重要经验之一，可惜一直被忽视。如某个大型煤矿第一年死亡率为前三年的均值减去20%，之后逐步递减。我和学生未发表的工作论文《为了指标而竞争——来自中国煤矿企业的证据》证明了这点。
清醒的人们会看到，这场防疫战暴露了大量的地方割据行为，这并非因为中央权威被削弱，而是因为政令本身自相矛盾，最终其实极大地损害了统一政权的威信。我一直认为，在中国，传播正确的常识比理论创新更加重要，经济学者尤其重任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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