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两天前，我呼吁全国各地向重庆市学习，普及推广普通话，并将其纳入营商环境的评价体系。很多人觉得我小题大做，似乎讲不讲普通话与经济发展没啥关系。这是缺乏格局的看法。事实上，很多国家将语言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手段。例如，1858年，法国将越南变为殖民地，他们不仅采取经济掠夺和暴力压迫，还强制推行拼音文字取代汉字，最终迫使汉字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李光耀为了将新加坡融入西方世界，执意将英文作为第一官方语言。日本虽然有不少汉字，但是读音和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转载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凤凰网“政能亮”专栏。——聂辉华 201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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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庆市发布了《全市大力推广使用普通话工作实施方案》，要求该市党政机关干部职工在六大场合必须使用普通话，直接面向公众的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应当使用普通话。

 

这几年，各级地方政府从上到下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重庆从推广普通话入手，这一做法可谓独辟蹊径，实乃善政，值得各地借鉴。当前，有关部门正在制定营商环境考核指标体系。为了更好地优化营商环境，可以考虑将普通话普及程度逐步纳入营商环境考核体系，尤其是先在大城市试行。

 

推广普通话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良性发展。

 

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一个关键指标是它能否吸引外来人口到本地安居乐业。而一个外来人能否在本地安居乐业，关键是他能否融入本地社会。语言是对外交流的最重要工具。如果一个外地人来到当地，说不了当地的方言，也听不懂当地的方言，首先是生活和工作不方便，接着是其在主观上会觉得自己受到排挤、歧视，当然就很难融入当地社会。

 

事实上，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研究表明，语言往往成为社会歧视的工具。举个例子，游客在风景名胜区买东西时，如果会说当地方言，往往可以得到优惠价格，而说普通话就可能会“挨宰”。方言不仅有时成为本地人歧视外地人的工具，还有时成为当地的外来帮派歧视其他群体的工具。

 

调研中发现，某个旅游城市的民宿基本上被某个省份的商人承包了，他们内部只说方言，对外形成了一致的价格联盟，并使用各种手段挤压同行竞争对手，这不仅违反了《反垄断法》，而且任其发展可能会形成有组织的灰色或者黑色势力。因此，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外来人口安居乐业，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有利于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秩序。

 

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提升国际形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语言越是容易学习，使用越是广泛，本国的文化就越是容易对外传播，并形成文化“软实力”。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委婉地提到，对外国人来说，中文很难学，这不太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中文确实不太容易学，但学用一体，学了之后如果能广泛使用，反过来就会推动更多人学习中文。

 

不妨考虑一个案例。如果一个外国人来北京学习了两年中文，刚刚学会普通话，却发现出了北京城，在很多地方依然听不懂各地的方言，这显然不利于其学习中文和推广中国文化。伴随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壮大，来中国或者在外国学习中文的人数也与日俱增，这对中文普通话的普及推广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因此，在涉外城市大力普及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深化对外开放，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的国际声誉，更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政府作为行动主体，是普及推广普通话的最佳制度供给。语言是一种平台工具，具有显著的网络效应。标准越是统一，使用者越多，效率就越高。如果任由少数个体或者局部地区推广普通话，很难形成网络效应。相反，由政府作为行动主体，采取正面鼓励为主，在特定领域强制使用，才能破解语言推广这个复杂的“协调博弈”困局。

 

重庆市在大力倡导普通话的同时，要求党政机关干部职工在参加会议、接受采访、接待群众和接触客商或外宾时“必须”使用普通话，要求从事交通、旅游以及各类便民服务的工作人员“应当”使用普通话。此举既体现了循序渐进，又突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带动作用。

 

可能有人担心，推广普通话会消灭语言文化的多元性。这种观点有点过虑了。首先，语言的多元性主要体现在文字的不同种类，而不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发音上。其次，要以与时俱进的观点看待问题。语言本来就是一种人为发明的工具，不是自然界的天然物种。不能为了保持多样性而止步不前，真正的多样性是在发展过程中可持续的多样性。

 

还有人担心普及推广普通话的难度较大，这种观点过于悲观了。当初3G智能手机出现时，很多人担心农村人不会使用。如今，再偏远的山区，农民和小孩也大多能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事实上，现在很多农村和县城的小孩子，一出生就开始学普通话，他们很多人甚至不会说当地方言了。时代在进步，普通话普及推广的成本也越来越低。

 

世易时移，变革宜矣。

 

文章原载于凤凰网政能亮（2019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