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一些制度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需求-聂辉华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我国的人均GDP不断攀升，我国逐步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人均生产总值5966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由1978年的200美元提高到2016年的8250美元，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17个国家（地区）中排名上升到第95位。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大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自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换挡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声音便不时响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应当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表示，要顺利跻身高收入国家，应该说需要保持一定的GDP增速，而保持一定的GDP增速主要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释放制度红利，不能像过去一样总想通过强刺激促进经济增长，要由过去的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推动制度性改革

NBD：“中等收入陷阱”在其他国家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金融体系脆弱、环境恶化等，那么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是否也面临这样的风险？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聂辉华：与其他国家相比，目前我国也面临一些这样的风险，比如经济增长减缓、金融体系脆弱、资源不足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

首先是经济增长放缓。我们如此庞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目前仍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

其次，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相对比较封闭，存在一些诸如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等。另外，我们过去的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粗放式的增长，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本来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最后就是青壮年劳动力减少，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艰苦的劳动，导致了劳动力成本上升。

如何避免？波特提出国家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

总体上，我们当然要从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最主要的就是推动制度性改革，或者说结构性改革。

中国要从过去主要依靠人口红利转变为主要依靠制度红利。我们的制度红利还没有充分地释放，我们的一些制度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如果完善这些制度，我们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举例来说，农村的很多土地资源，包括田地、宅基地、林地都是闲置的，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劳动力的流动也是不充分的，人口虽然可以流动，但是户口和相关的福利是被限制的。人力资本作为最重要的资本，如果被限制了，资源就无法得到优化配置，增长就会放缓；

资本市场改革方面，企业过于依赖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很难融到资，并且没有好的制度，老百姓不敢去搞股权投资；

另外，一般来说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文化产业应该大有可为，但是我们文化领域的生产和消费限制还是比较多。

总的来说，一些制度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需求，束缚了经济增长。释放制度活力，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30年中高速增长。

2050年有望成为高收入国家

NBD：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但我们一直在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您认为应当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聂辉华：扩大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是一个趋势。一般来说，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程度与面临的经济风险是正相关的，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

扩大开放与保持经济稳定并不矛盾，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首先，扩大开放，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创新制度，吸收更多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货币资本；另外，可以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进来，倒逼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出口，同时更好地满足国内中高端需求。如果国内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端，这也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

NBD：有观点认为，中国是否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看支柱产业能否在全球中高端市场上打败竞争对手，而传统的低端产能注定是要淘汰的。您认为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新机会在哪里？

聂辉华：这个看法对于大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大体上对中国来说是适用的，但对小国未必合适。

一个国家的总体竞争力肯定与若干重要产业的竞争力有关。我认为，高端市场肯定是要占领，但是也不能笼统地说淘汰掉低端产业，因为高端和低端是相对而言的，不能光看技术，应该由市场说话。例如，旅游业、文化产业、传统产业（如手工制作）也可以很有市场（例如日本有百年历史的传统豆腐店），但未必技术含量要很高，只要有市场，就应该鼓励。另外，还有很多小型的“隐形冠军”，也未必都是支柱产业。

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大体上可以判断，人工智能（AI）、生物制药、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是重要的增长机会。其实，真正的机会应该由市场去判断和选择，而不是人为决定。

NBD：我国已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8年我国GDP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人均GDP达到约1万美元。按目前的发展趋势，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景如何？

聂辉华：我们作过测算，2014年，世界银行对于高收入国家的定义是人均GNI超过12745美元。考虑高收入国家标准不变的情况下，2017~2050年的平均人均GNI增长率只要达到1.32%即可。

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动态调整的，从2004年的9385美元涨到了2014年的12745美元。不妨假设2015~2050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人均GNI增长率等于2004~2014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人均GNI的平均增长率3.11%，那么2050年时高收入国家人均GNI的门槛大约为37228美元。

在中国2016年人均GNI为8260美元的情况下，2017~2050年人均GNI增长率需达到4.67%才能在2050年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又假设人均GNI和GDP总量的增长率相等，这意味着2017~2050年GDP增长率每年要达到4.67%。

本文转载自每日经济新闻网，张蕊采写，廖丹编辑，2019年4月23日，原标题为《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充分释放制度红利中国经济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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