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欧盟和日本达成了自由贸易区协议，将取消几乎所有商品的关税，建立一个“零关税”的超级自贸区。之后，美国和欧盟又初步达成自贸协议，要减少双方的关税壁垒。下一步，美国将和日本磋商自贸协议。很多中国人担心，一旦美、日、欧达成了双边自贸协议，就好比几个超级巨头“退群”（离开WTO），重新组建“小群”（双边自贸区），不带中国玩了，甚至中国即将面临新的经济封锁。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未免过度悲观了。做生意主要是看市场，市场就是力量，而中国恰恰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今天推送9年前的一篇文章，主要观点就是“市场就是力量”。——聂辉华 2018年7月29日

文/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

一、美国欢迎你

2009年7月10日，阳光灿烂，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处门外人声鼎沸，与大使馆正门的庄严肃穆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颇不景气，但是去美国的中国人还是多如过江之鲫。时近中午，在炎炎烈日下站了几个小时的签证申请者终于进入大厅等待与签证官的面谈，这将决定很多人的命运。然而，前几年网上盛传的签证“面经”在今天似乎根本派不上用场。绝大多数申请者在与签证官交谈不到一分钟后就获得了签证，访问学生和学者（J1类型）的签证差不多百分之百通过。轮到本人时，签证官拿起笔就在我的DS2019表上开始签字，顺便抬头说了句“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请介绍一下你自己）。

今年签证特别顺利是理所当然的。“9·11”事件已经过去八年了，中美关系也保持正常，全世界都想借中国经济旺盛的势头拉动本国的经济增长。据说，去年中国赴美留学生有8万人。按照每人每年消费2万美元计算，这一下子就可以拉动美国国内消费16亿美元。如果再加上消费量更大的公务出国，相信对美国GDP的贡献会更大。特别是访问学生和学者，本身由国家留学基金委或者单位公费资助，又有学校或工作单位的强硬约束，回国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因此，J1申请者从经济上讲就是去给美国人刺激内需的。在2002年，正是美国遭遇“9·11”事件不久，又逢美国经济延续了克林顿时代的增长，当年中国大陆赴美签证通过率可能不到30％，然而2008年据说超过了80％。真是今非昔比啊。经济当头，政治和意识形态被搁置一边。巍峨耸立的美国大使馆不得不放低姿态，实在是因为“市场就是力量”（Market is power）！

到了美国本土，这种感受更加深刻。我所在的美国麻省剑桥镇（Cambridge）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当地居民很多都是靠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两所世界最著名的大学养活的。本镇的地图上，除了大学，就是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没有工厂。一个美国房东跟我说，以前他的工作是帮别人建房子，收入不菲。现在经济衰退，没有人建房子，只有人卖房子，于是没事可干。好在他有一栋四层楼的房子，其中三层半全都出租给当地的留学生，每个月光是房租就有将近5千美元，足够一家人生活了。那些没有工作也没有房子出租的美国邻居，不知有多羡慕他。在房客中，他说优先租给中国留学生，因为他们收入来源稳定，从来不拖欠房租。我住的街区原来有不少饭店，现在都冷冷清清的。据说美国人现在都自己做饭了，因为自己做至少可以节省60％的成本，还不包括小费。

依靠强劲增长的中国经济，这几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地位的上升。只有强大——特别是市场的强大，才能让别人感受到我们的力量，才能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尊重。在某种程度上，其实爱国也是一种经济行为。

二、参与制定标准

三流的企业卖产品，二流的企业卖技术，一流的企业卖标准。因为标准决定了技术的适用性、维护与升级，而技术则决定了产品品质。微软之所以能够垄断PC软件，就是因为它就是全球PC操作系统的标准制定者。按博弈论的术语来说，所谓标准制定者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那是博弈的最高境界。通过制定或者修改有利于自己的标准，可以掌握博弈的主动权，甚至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

怎样才能获得制定标准的主导权呢？传统观点认为，标准是由市场上的主导厂商制定的。谁占有的市场份额越多，谁的标准采纳的人就越多。特别是在那些存在网络外部性的行业（例如，电信、电力、计算机和银行卡），与主导厂商的技术标准不兼容意味着配套厂商失去了市场。这是非常残酷的“赢者通吃”格局。但是这一观点忽视了两个方面。第一，消费者在网络性行业也拥有市场主导权；第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使得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标准并非一定是最先进的技术标准。下面，让我简单地展开说明一下。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新国际贸易理论。新国际贸易理论新在哪里呢？克鲁格曼用垄断竞争模型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修正了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所谓产业内贸易，就是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这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但是它强调的是相似国家之间由于市场容量很大，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因此贸易也是互利的。比如，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高端技术产品的贸易。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市场范围决定劳动分工”，即如果一个市场足够大，那么即便是完全相同的两个经济体之间，也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这一命题先由Allyn Young（1928）提出，并经杨小凯（1998）发扬光大。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不考虑技术和收入约束，也就意味着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对网络性行业而言，市场范围尤其重要，因为庞大的市场可以很快抵消固定成本，并且使得边际成本接近于零，这就是网络效应。网络外部性进一步放大了规模经济，更加凸显了人口基数和消费者主权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谁拥有了中国市场，谁就拥有了主导标准。问题是，单个的、零散的消费者如何能够与有组织的跨国公司巨头进行抗衡呢？这就需要政府出面。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很多涉及技术标准的行业都是受规制的公用事业，因此技术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消费者选择的，而是由政府作为代理人和规制者替消费者选择的。这样，问题就变成了拥有庞大消费群体和市场的政府如何与跨国公司巨头进行博弈。这也就意味着民族国家和产业保护的力量在全球化时代幽灵再现，政府除了弥补市场失灵，还负有争夺技术标准的重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鲁格曼与主流经济学理论大唱反调，认为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有利的。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因此中国政府在制定技术标准方面就拥有最大的谈判力，我们千万不能忽视这点。

有人会质疑，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口多、市场大，但是技术落后，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这种看法实际上把主导技术等同于最先进技术。经济学界很多人都知道“键盘的故事”（David，1985）。其实现在流行的QWERY键盘并非就是最有效率的电脑键盘，仅仅因为它在一次打字比赛中胜出，从而成为当时流行的键盘。相关厂商为了市场，很快就抛弃了其他键盘设计方案，包括据说效率更高的DSK键盘。初始状态下的随机冲击，导致发展方向的变化，并且后来的方向被规模经济、锁定效应和学习效应所强化，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因此，关键不在于是否先进，而在于是否被多数人选择！

不能简单地认为，当时落后的技术就永远落后。结合上述两个方面的论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初始路径上被选择的技术标准完全可以因为市场力量而逐步改进，最终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好比一个穷人的孩子，如果有机会上最好的大学，那么他就有希望成为最有成就的人。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给予穷孩子上学的机会。

三、3G标准之争及其他

烽火连天的中国3G标准之争终于在前不久落下帷幕。硝烟散尽，尽管按照“市场就是力量”的观点，中国政府本应该全部选择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的TD-SCDMA，但是毕竟跨国公司巨头在最大的中国市场面前做出了让步。也许多数博弈都不会有完胜的结局。

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的选择是典型的网络性行业技术标准的博弈。美国有技术最成熟的CDMA2000，欧洲有使用国家最多的WCDMA，中国只有刚刚起步的TD-SCDMA。3G标准绝非一个简单的技术选择问题，而是涉及一个国家庞大产业体系的发展前景问题。一旦确定了某项技术标准作为主导标准，就意味着成百上千亿美元的硬件设备制造、技术标准许可、网络维护以及后续升级等诸多利益蛋糕的切割。而且一旦选择了某种技术，今后几十年都可能无法更换，竞争对手根本无从进入。拥有几千万用户的美国高通公司，每年仅凭授权许可CDMA2000标准，就可稳赚几十亿美金。要知道中国拥有7亿手机用户，3G标准选了谁，谁就成为世界上市场占有率最大的厂商，那还不赚个盆满钵满？

从2003年开始，3G之争就如火如荼。美国高通公司和欧洲GSM协会分别为了自己的CDMA2000和WCDMA多次游说中国高层，意图占领未来3G高地。但是，中国明智地采取了拖延战术，为的就是让刚刚孕育的大唐TD-SCDMA标准尽快长大成人。既然中国拥有最大的未来3G市场，就应该有最大的谈判力，就完全应该而且可以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作为主导标准。假以时日，自己国家的技术标准总会成熟起来，最终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市场占有量最大的中国移动选择最不成熟的自主技术TD-SCDMA，市场占有量最小的中国电信选择最成熟的技术CDMA2000，处于中间地位的中国联通选择WCDMA。多种制式并存的结果是一种巧妙的均衡，我们庞大的市场毕竟体现了强大的力量。

3G之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因为三足鼎立的结果也可能是“分久必合”。而其标准的争夺仍然在各个领域发生着。例如，环保标准、国际贸易标准、卫生标准和质量标准。最为广泛的标准之一就是语言标准。正是看重中国庞大的市场，近年来华留学生数量不断刷新记录，2008年高达22万多人，30年来增加了近180倍。如果有一天，世界各国都严重依赖中国经济，以至于汉语成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谁敢说中国经济学研究不会占领世界高地呢？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9年第五辑（总第43辑），作者聂辉华当时系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