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这个“政治正确”和民粹主义席卷天下的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要保持独立和公正是很困难的。我只提醒一点：权利本应是平等的，因此当我们声称要捍卫自己的权利时，是否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聂辉华 2018年4月14日

以下文章写于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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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

【导读】社会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但如果“公知”总是迎合民众，甚至为了所谓的理念而不顾事实，一旦被人揭穿，后果将适得其反。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学为本，尽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表观点。如果超过自己的专业领域，那就要尽量保持严谨，第一是讲逻辑，第二是讲证据，第三是注意理论的边界。

厦门大学是中国最漂亮的大学之一。作为当地的著名景点，很多游客都想参观，但是厦门大学实行了限制参观政策。围绕厦大乃至中国大学是否应该对公众完全开放这个问题，左右两派、学界和媒体之间似乎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议。

例如，就在昨天，腾讯“大家”栏目（微信）就推出了一篇贾葭的专栏文章，题目很符合公众口味：《花20块钱进门的大学永远不配一流》。根据文章介绍，厦门大学对游人实行有限开放，在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之间，每天只能容许1000人进校参观。作者赶到厦大时，名额已满，但旁边有人带游客进去，只要20块钱。作者认为，大学就应该对全民开放，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例如哈佛、牛津，都是不封校的。作者甚至认为，北京的地铁应该将入口设置在大学校园里面。

每次看到这样的文章，我都觉得可笑。按作者的意思，对公众开放似乎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了。那么请问，作者去过哈佛、牛津吗？我碰巧去过这两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整体上没有严格的校园，但是核心区有一个校园。平时公众可以随意进入，但是媒体不能随意进入。大家可能知道，“非诚勿扰”节目组就不被允许进入核心区拍摄，最后只好在哈佛大学外围取景。在校庆、毕业典礼等重要日子，哈佛核心校园有佩戴手枪的校警站岗，必须有哈佛证件才可以进入。（几年前一位“公知”说哈佛没有门卫，被我的一条微博“打脸”了，抱歉！）

再说牛津和剑桥大学。牛津、剑桥的各个单位散布在牛津市区和剑桥市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整体上是没有围墙的，但是它们的每个学院都是有围墙的，而且大部分不对外开放或者是收费的。例如，牛津大学的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大门紧闭，当时不让外人参观。剑桥大学最著名的学院之一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对普通游客每人收取7.5镑参观费，换成人民币就是70块钱。这还只是其中一个学院，如果要参观完剑桥大学的所有学院和教堂，我估计需要100英镑，就是1千元人民币！这事要是发生在国内，别说一个学院敢收钱，哪怕一个大学敢收几十块钱门票，你看网民的唾沫不会将大学淹没！更“过分”的是，剑桥大学很多学院的草坪只有它们的院士（Fellow）可以穿行，游客不得入内半步。在中国，哪个大学胆敢立下这样“歧视性”的规定，你看怒火冲天的网民会不会烧了它！要是这位贾专栏作家去体验了一把，然后让人赶出门来，恐怕要发飙了。只是不知道他该如何评价这一现象？说大英帝国堕落了？还是说连牛津、剑桥也丧失了自由主义精神？

回到厦大，我还想起一个有趣的笑话，冷笑话。几年前，一个南开大学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路过厦大，想参观一下，也被拒之门外。公知很生气，在微博上吐槽，说内地大学有违现代大学之开放精神。结果，遭到一堆网民嘲笑，其中还有几个是“海归”。嘲笑者说，那几天正好是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日期，当然不让外人随便进校，“公知”又被打脸了！然而，我自己去了厦大之后才知道，厦大确实在平时限制游客进入，这是实行多时的规定，并非因为考研而设置。前面提到的贾专家的文章，也证实了这点。不知道，这次该嘲笑的又是谁？

再来说说中国另一所最漂亮的大学——武汉大学。武大的樱花节名闻遐迩，每年游客如织，据说导致半个武昌城的交通都快瘫痪了。为了分流游客，武大将樱花节的门票价格从10元提高到20元，结果网上骂声一片。武大不得不对老年人等五类特殊游客免费，并赠送2万张免费公众票，但依然难以平息众怒。部分公众或者网民对任何形式的大学收费和限制参观都极为不满，他们的理由是：“大学是纳税人养着的，我是纳税人，为什么不能进去？”不得不说，这一理由几乎就是杀手锏。但是细究一下却未必站得住脚。按照真正的契约精神，任何权利和义务都是有边界的。否则，所有人都是纳税人，是否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享受总统的待遇？白宫是美国纳税人的，那么请问美国人可以分分钟进入白宫吗？可以坐“空军一号”吗？实际上，由于中国人多、资源少，一些大学为了保障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环境，限制游客进入并无不妥，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至于将地铁入口设在大学校园里，我就不评价这种“建议”了，浪费智商。

最后写几句消耗智商的话，“大家”愿意看就看，不同意也没关系。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人极为渴望自由；中国人骨子里喜欢走极端；中国人一部分去过不少发达国家。于是，一碰到不自由、有约束的地方，中国人就喜欢找一个差别最大的反例，然后将其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国民性”问题、制度体制问题，总之无限上纲。这个社会当然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但是如果“公知”总是迎合民众，甚至为了所谓的理念而不顾事实，一旦被人揭穿，后果将适得其反。“公知”泛滥和民粹主义一样令人讨厌。这年头，只要一个人不停地骂政府、骂官员、骂大学、骂学者，就可以收获鲜花和掌声。“公知”如此廉价，焉能不滥？

其实，每个人的观察和经验都是有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忌见风就是雨，动辄凭借个别样本“管窥见豹”，更不要随意上纲上线，把任何问题都上升到制度或体制问题，这其实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政”。

追求自由的理念当然是对的，但是理念毕竟不等于现实。任意地从理念出发来推测世界，而不顾事情本身的约束条件，我觉得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学为本，尽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表观点。如果超过自己的专业领域，那就要格外谨慎，至少要尽量保持学术上的严谨，第一是讲逻辑，第二是讲证据，第三是注意理论的边界。

如果这篇文章再写长一点，我很想讽刺一下南方系，算了。如果我现在有比较前卫、敏感的文章，我根本不考虑南方系，他们已经“蔫”了。别说我没写过敏感文章，去网上搜索一下就知道。批评别人也需要资格和勇气。

    （本文写作于2015年，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