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政商关系评价课题组发布了第一份“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东莞在全国285个城市中位居政商关系综合指数第一名，政商亲近指数第一名。东莞超越北上广不免有些出乎人们意料。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东莞似乎还是正在经历转型阵痛的制造业基地。然而，人们的印象仍位于惯性的慢车道，但指标已见端倪。悄然之间，东莞已完成华丽转身。

亲近的政商关系首先需要政府能够精准获知企业需求。这不在于政府提供了多少政策支持，而在于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是否匹配。亲近的政商关系是政府真的可以本着热忱的服务精神关心企业、了解企业的真实困难，而不是居高临下搞官僚主义，形式视察、走过场、甚至训话。

回顾东莞近年来的努力，相当数量的企业反映政府真正在走入、关心企业。市委书记、市长率队深入企业，不仅询问企业的需求、发展困难，而且问策于企业，将来自企业的宝贵经验吸纳进政策制定。由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新时期国家层面的重要导向，很多地方在政策执行层面比较高效，但单纯执行上级政策不足以将中央政策精神有效融入各地的实际情况。地方积极主动深入本地企业，了解个性化问题，才能获知本地实情，掌握支持政策制定的有效信息。

政策跟进是基于企业需求的实际举措。没有实际政策跟进的“嘘寒问暖”很可能成为形式主义。在人大国发院政商关系排行榜上，政商关系亲近指数由政府对企业的关心、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企业负担三个指标测量。

我们发现西北、西南地区一些城市政府对企业的关心程度明显高于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且同时企业负担较重。这很可能预示着这些地区政府对企业的关心形式大于内容。数据显示，这些地区的政商亲近整体程度较低。针对企业实际需求的政策供给是政府在政商关系中的核心角色。政策供给可以是普适性政策、针对某一类别企业的政策，也可以是量身定做的个案政策。政府在对企业的支持性政策供给上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与空间是必要的，但同时也须杜绝粗放型财政投入。有地方为招商引资，对个别企业的支持政策演化为财政资金弱风控、无风控注资，甚至财政兜底，催生僵尸企业。类似不健康的政商关系需要严加防范。

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是健康政商关系的另一主要维度。自由裁量权是政府在合规基础上自主掌握的裁量空间，这赋予政策必要的弹性和政策执行者有益的酌情权。能否善用自由裁量权是政府是否亲民的重要体现，亲近的政商关系中，政府能把换位思考体现到办事实处。比如，窗口办事人员能否在合规前提下尽量给办事人提供方便。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最不该出现的情况是“损人不利已”式使用自由裁量权，在可以给人方便的地方，刻意制造麻烦。我们看到东莞在善用自由裁量权方面有明显提升。

积极健康的政商关系，政府在有效回应企业需求的同时还应对企业，特别是区域产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袭来，广东省长期以来依靠的出口加工型经济受到冲击，加之“民工荒”带来的影响，广东省提出“腾笼换鸟”政策，开始推动省内产业升级换代。

作为制造基地的东莞成为“腾笼换鸟”的重阵，同时也最令人担心。如此密集的出口加工型经济，在“企业倒闭潮”、“民工返乡潮”的双重夹击下，能否实现软着陆？产业升级是否可以顺利推进？过去十年，我们看到东莞在深圳迅速崛起为全国科技创新总部城市的过程中，利用已有的制造业基础，逐渐转外为内，成为以服务深圳等城市为主的内向型制造基地，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本地制造业升级换代。敏锐与有亲和力的政商关系为东莞的华丽转身提供了强劲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