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底以来，中国多地企业家在互联网上公开陈情，痛斥当地政府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侵害企业利益。这些网络陈情事件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各级政府部门也对企业家的诉求积极回应。这些方面的变化，说明中国政商关系正在发生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强力推行反腐败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理顺了政商关系，使政府伸向企业的“掠夺之手”得到了有力控制。但是，政府伸向企业的“援助之手”也一同收缩，政府害怕担责冒险的不作为问题日趋凸显。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李克强总理也提出评价和完善营商环境的部署。

笔者参与的课题组最近对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进行评价，发现地方政府在“亲近”和“清白”两个方面的表现有微妙不同。总体来说，中国城市在“清白”方面的表现远优于“亲近”，说明在加强政府对企业的关心、提升公共服务和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等方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对于企业家网络陈情事件，许多人认为这反映了当前中国一些地区的营商环境不健康，企业投资和经营面临窘境。但是，企业家敢于“撕破脸”和当地政府“对着干”，这种有违中国传统营商理念的做法，显然会让当地政府“坐不住”。难道企业不怕当地政府打击报复？如果企业投鼠忌器，那么就不敢如此公开和负面地评价当地政府。从这个侧面而言，可以说当前企业的社会地位和产权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否则企业不敢如此“胆大妄为”。

从中国反腐败的线索来源看，实名举报的情况并不多见，大量举报是以匿名形式完成的，表明举报人多数会忌惮遭到打击报复。与此同时，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也往往是暗箱操作和幕后运作居多。为什么企业家敢于网络陈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敢于网络陈情的企业都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因而也拥有较强的话语权。与此同时，这些企业可能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需要政府“拉一把”，所以不得不“鱼死网破”地奋力一搏。

实际上，中国地方政府有很强的经济增长冲动，并热衷于招商引资。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为当地支柱企业提供全天候的“保姆式服务”，使其能够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并愿意留在当地。当然，也存在政府部门“吃大户”现象，将大企业视为人人可食的“唐僧肉”。

相对来说，中小企业不敢如此轻举妄动。我们应该认识到，许多中小企业仍然是“敢怒不敢言”，没有地位和底气去跟政府“叫板”。这意味着在政商关系方面，中小企业还不具备同政府“叫板”的勇气，哪怕它们也同样有类似的诉求。

为什么即便是当地的支柱企业，也必须通过网络“博眼球”来争取社会支持？这意味着企业的维权渠道受阻，无法通过合理的行政或法律途径解决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中国一些企业的发迹历史来看，往往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原罪”。这主要是因为在缺乏正式制度和产权保护的情况下，企业不得不依靠同政府的私人关系来获得庇护。

一方面企业要“找市场”，另一方面也要“找市长”，通过非正式关系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这种特殊的政商关系也往往会打上个人化的烙印，常常是企业跟着官员流动，出现“新官不理旧政”的现象。如此而成长起来的企业或多或少都有说不清的问题，也都难以抵抗地方政府看不见但可以致命的“软刀子”。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企业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其同政府部门的纠纷，而不得不诉诸如此极端的方式。

相信在这些企业家的引领下，可以预见还会有其他企业家公开投诉政府。企业家的网络陈情同老百姓上访的逻辑不谋而合，都是期望得到更高层级的政府和领导人的关注，以及社会舆论压力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采取单一制和多级政府架构，这使下级政府有很强的动力去迎合上级政府要求。与此同时，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往往有生杀予夺之权，所以来自企业和民众的投诉和抱怨，为上级政府监督下级政府提供了信息渠道。但是，如果都要等到问题严重和难以收场的时候才予以关注，那么改善营商环境的期望就是空谈了。

因此，如何进一步理顺政商关系并提升营商环境，使政府和企业、官员和企业家之间能够真正做到“亲”和“清”的兼顾，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