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去年底以来，陆续有企业家在网上“控诉”地方政府，政商关系一时又成为各界关注焦点。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早已是中国决策层的明确指向，只是政策落地似乎还难以一蹴而就。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政企关系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国内首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跟踪研究中国285个城市，最终推出了健康指数排名。搜狐号“三條”特约该课题组的核心成员推出系列评论，通过具体的案例，剖析现实政商关系存在哪些共性问题、转变的契机该如何把握，希望对公众理解和地方决策有所助益。

改善政商关系 “落后小地方”也有比较优势

文丨聂辉华 

最近，企业家频繁通过网络“上访”。从毛振华“雪地鸣冤”，到黄鸣、张方成分别举报地方官员，所有事件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焦点问题：地方的营商环境。

如果说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各地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一样，为什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如此之大呢？我认为，地区经济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各地营商环境的差异。

通常来说，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营商环境越是优越。然而，数据和现实表明，那些处于落后水平的地区，或者那些偏远的“小地方”，也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营商环境，从而在之后的经济发展方面实现“弯道超车”。

营商环境是影响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的集合，它进一步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短期内不能改变的“不变因素”，包括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等；

另一个部分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可变因素”，包括政府的治理水平、基础设施、市场中介以及政府的廉政透明等。这些可变因素主要体现为政商关系，即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亲近方面），以及政府自身的廉洁度和透明度（清白方面）。

因此，对于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来说，要改善营商环境，关键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数据胜于雄辩。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了第一份“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该排行榜从“亲”、“清”两个维度、五个一级指标评价了285个城市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

排名前十名的城市是：东莞、深圳、上海、广州、金华、苏州、温州、邢台和长沙（表1）。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政商关系得分越高，这也符合人们的直觉。但邢台是个例外。

另外，如果只看“清白”维度，排名前十名的城市是：北京、温州、潍坊、鞍山、广州、台州、聊城、杭州、石家庄和成都，这前十名城市有一些是经济规模并不突出的中小城市，例如鞍山、台州和聊城。

数据分析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和清白指数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图1）。事实上，在这个榜单中，不少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人均GDP不高的城市排名比较靠前。贵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按2016年GDP总量计算，贵州省位列全国第21名，属于倒数三分之一；但是在这次的政商关系排行榜上，贵州全省排名第13位，属于中偏上水平。

为什么一些经济水平不高的中小城市在政商关系方面能够表现突出，甚至实现“弯道超车”呢？我们总结出三个原因，可供各个地区借鉴。

第一，中小城市的通勤等成本低，能够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进一步的亲商措施能够有效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大城市人口多、经济体量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边际成本更低，这当然是优势。但是中小城市也有绝对优势，比如通勤成本低。

人口规模小、城市范围小，某种程度上使得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服务对接更加便捷，在“亲近”方面更容易得分。如果中小城市的地方政府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那么企业能够感受到的服务便利就会更加明显。比如，同样是注册一个企业，在一线城市可能要跑两趟，但一趟来回就要3个小时，两趟就是6个小时。而在一个中小城市，成本可能是一线城市的六分之一。即便一线城市可以将流程缩减到一次，也难以抵消居高不下的通勤成本。

第二，利用电子政务平台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在传统经济时代，地区经济差距主要来自农业和制造业；而在新经济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极大地缩小了地区差距。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各个地区的“数字鸿沟”要明显小于“经济鸿沟”，而且有逐步收敛的趋势。

因此，一些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虽然经济水平一般，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却可能在电子政务方面实现赶超。仍以贵州为例，贵州率先建成了全国第一个覆盖全省的省级电子政务网平台，实现了17万公务员同网办公，这一举措极大地节约了政府运行的制度性成本，提高了政府为企业服务的效率，当然在营商环境和政商关系方面就凸显了优势。

因此，我们建议：政府部门应该大力推行互联网+电子政务，凡是能上网的，尽量上网；上网是原则，不上网是例外。政务上网不仅节约了宝贵的时间，而且增加了透明度，减少了寻租空间。

第三，经济落后地区的廉政建设成本可能更低。从经济学上讲，腐败的发生需要三个条件：有缺乏监督的权力、有权力转化的市场、腐败被处罚的概率较低。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来说，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第二个条件就不太容易满足。因为腐败的发生，往往是事前“设租”和事后“寻租”的双重结果，而市场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权力兑现为金钱的机会相对较少。

因此，越是穷地方，寻租空间越小，反腐败的机会成本就越低。事实上，我们课题组统计了1993-2016年全国副厅级以上贪官数据，确实发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往往是腐败的高发地区。因此，对于一个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来说，反腐败的成本更低，在清白方面更容易得分，从而有利于构建“清白”的政商关系。

（本文首发于搜狐三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