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中国中产新选择”主题论坛《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发布在北京国粹馆成功举办。论坛中，多名与会专家就中产阶级焦虑这一话题发表演讲，系统讲解了中国中产阶级在医疗、教育、买房以及身份认同等各个方面面临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

作为知识中产阶层的一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教授在演讲中指出，对一二线城市的高校教师而言，一边是节节攀升的高房价，另一边是体制内跳崖式地收入下降，巨大的经济压力压得他们无心科研和学术。

其实，知识中产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像学者、医生甚至媒体人都可以囊括在这个群体里边。今天在这儿，我更多想谈的是，科研人员这样一个群体，想谈谈高房价与低收入给他们带来的焦虑。

可以说，房价现在几乎成了一个全民关注的话题，有时候甚至觉得到哪都有人在为高房价烦恼忧虑。下面这张图展示了中国一线城市房价的飞涨。

前段时间，我去了趟华为公司，他们的负责人也很担心，深圳房价这么高，怎样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到华为工作。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华为已经有一部分搬去了东莞。这可是华为啊，中国最牛的高科技企业了吧，但即便是他们，也同样在为高房价难以吸引人才而烦恼。

高房价加剧了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均等

我在这里介绍一组数据，大家一起来感受下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高房价到底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第一个数据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万海远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的共同研究。他们发现，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居民的财产差距迅速增加，2010年全国居民财产分布差距基尼系数已达到0.739，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财富分配高度不均等的国家之一。

再来看第二个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4年的统计显示，中国排名在顶端1%的精英阶层拥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而排名在50%以下的家庭其财产总量仅占全国财产总量的7%。

从以上数据足以看出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平等，而且这种分布不平等已经远远超出收入的不平等，导致这种分布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便是房价，尤其在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贡献了基尼系数的38%。在剔除房价上升因素后，学者们发现居民的净财产分布仍然非常不均等，然而不均等程度有了大幅度地下降。以全国样本为例，剔除房价上涨因素后，居民净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由之前的0.739下降至0.663，降幅超过10.3%。

由此可见，任由房价再这么涨下去，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真的是时候控制房价了。

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房价节节攀升，收入却不增反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回过头来谈知识中产的焦虑问题，我主要以一名高校教师的身份来谈一些自己的切身感受。可能在不少人看来，高校教师是一个高收入阶层，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高校里边收入高的教师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就好比全国高校那么多老师，但真正算得上是知名专家教授的并不多，大多数知识分子或者说高校教师的收入并不高。

这里，大家可以看看下边这组数据：

具体到我个人，我是2006年到人大工作，那个时候，人大附近的房价大概不到6千元/平方米，我当时作为讲师的一个月工资刚好够买一平米房子，这样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可能得工作个七八年吧。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价格。

可惜的是，十年过后，尽管人大讲师的工资涨了一些，由过去的六千涨到了现在的八九千，但人大周围的房价却已经在8万元/平方米以上了。这样一来，老师们的收入同房价的距离，就像是嫦娥追月，越追越远。我很难想象，最近几年进入人大的老师，如果没有家里的资助，又或者没能找到一个有钱的媳妇（老公），他（她）拿什么在北京买房。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从农村出来的，恐怕是打破头也买不起吧。

关于教师的收入，我们再来看下国际对比，数据显示，中国老师的收入全球排名倒数第三，排在前三位的则是加拿大、意大利和南非。

有人会说，工资只是教师收入的一部分，今天在这里我也来谈下这个问题。现在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体制内，高校、报社、事业单位，一般这几类体制内工作被认为是低工资、高福利。而现实是各类福利的发放更加规范，在一、二线城市房价迅速攀升的同时，知识中产在单位的实际收入却在下降。  

还有一种声音会说，你们工资虽然低，但是你的孩子可以上人大附小。但并不是所有学校老师的孩子都能上人大附小，也不是所有学校都有人大附小这样的“福利”。

也就是说，过去在高校，还可以将工资少、福利高作为一种常态，但近年来，工资不涨福利减少却成了常态。福利为什么会减少？因为反腐之后福利的发放更加规范了，高校里边各种福利都不能随便发了，出去开会都不行了。对很多从事科研工作的老师来说，还有一件事令他们叫苦不迭，那就是课题报销越来越难了。多方面作用，教师的体制内实际收入其实减少了，这让他们怎么能不焦虑？

那么，怎样才能缓解焦虑呢？没什么好办法，唯一可行的就是多想“办法”。我称之为“焦虑下的多任务代理”，一个老师要增加收入，一方面要做课题、做咨询、写政策报告；另一方面还要参加各种会议、讲课甚至去创业，总之就是承接各种科研工作以外的事。然而，这是一种明显的人力资源错配，既降低了劳动分工的效率，削弱了科研本职工作，扰乱了学术风气，也摧毁了知识中产批判社会的道德优势。

是时候告别土地财政了

如果说高房价导致了知识中产的焦虑，使大家无心科研和学术，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呢？我觉得办法还是有的。房价高的原因什么？实际是因为土地财政。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发展型政府，也是一个逐利主体，要追求预算收入最大化，他们一旦可以卖地就会变得非常疯狂。

而土地值钱是因为城市。城市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公共产品，它可以提供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文化等各种公共服务。到城市里生活，就能享受这些公共服务，而政府会觉得，这个服务是它提供的，于是政府就要收钱，土地财政则是将城市政府这一公共产品以土地价值的形式一次性折现。

但并不是说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就一定会导致土地价格上涨。理论上，存在一种可以让房价缓慢上涨的城市化模式。 举个例子，可以将土地出让金改为收房产税或建公租房收租金，这是细水长流。但这种方式，在现行体制下可能行不通，因为它与追求短期经济绩效的政府目标有矛盾。

而如果改变考核体制，则无法实现中国作为发展型国家的目标。地方政府背着GDP的压力，而且每一届政府主要官员的任期，也就两到三年，为了政绩，他们只在意如何让经济增长更快，而不会去考虑细水长流的问题。

最后，我想表达的是，解决高房价的唯一办法是继续推进改革，通过进一步改革让各级政府摆脱对高速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也唯有改革，才能解除土地财政对中国经济的“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