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人讨论问题往往有三大误区（或曰劣根）：第一，喜欢走极端；第二，不能容忍多元观点；第三，使用双重标准。在讨论问题时，我们主张第一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第二不要怀疑对方的智力。一个观点，只接受两种形式的批判，一是逻辑批判，一是经验批判。

 

2016年春节前后，关于农村面貌的几篇文章在微信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先是上海大学的博士生感慨乡情不再、“知识无力”，然后有人说“停滞的农村才可怕”，还有女博士站出来说“其实知识可以改变乡村面貌”，甚至还有教授和博导直斥“文科博士”在乡村问题上“装”模作样。作为一个出身贫困农村的经济学博士以及博导，我一直关注中国的乡村变迁，因此也关注这系列文章引发的讨论。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次激烈的讨论令人失望，而且集中反映出中国人（至少是大部分网民）在讨论问题方面的三大认识误区。

 

误区之一：喜欢走极端。在中国人眼里，任何事物都有好坏对错之分。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对的，就是错的。根本没有中间地带，也不能容忍好中有坏，对中有错的混合结果。因此，毫不奇怪，网上关于乡村问题的讨论泾渭分明地搞成了两派。一派赞同，认为乡村在“沦陷”，传统在丢失；一派反对，认为物质生活的提高比保持虚假的乡情更重要。实际上，上海大学博士生的原文既提到了农村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进步，比如打工收入较高，很多青年人开车回家，也论及了乡情的淡薄、嫁娶的过度竞争以及农村公共产品的缺乏。但是，争论者、批评者根本不管这些。大凡一篇文章有一些甚至个别观点与自己不同，或者令自己讨厌，为了加强批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将对方的观点简单化、片面化、极端化，贴上一个标签，树立一个靶子，然后开足火力攻击。这种断章取义、上纲上线的手法在辩论时被经常用到，但是在严肃的讨论或对话中使用这招，我会觉得非常无赖。如果是在学术讨论中使用这招，我会觉得非常无耻。

 

误区之二：不能容忍多元观点。世界是复杂的，也是多元的，因此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看法很正常。古人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更流行、更“高大上”的说法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改革开放都快40年了，但是斑斓多姿的世界并没有拓宽国人的世界观。有人觉得农村在凋零，有人觉得农村在繁荣，都有各自的道理，至少都有各自表达的权利。你可以不同意，但是没必要对不同意的观点进行挖苦、讽刺、甚至辱骂。最可笑的是某个大学的博导，竟然一上来就说“我也是博士，而且是博士的博导”。言下之意，博导天然就比博士观点更正确。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除了表明其个人修养有问题，而且反映出其逻辑能力也有缺陷。一个人的观点是否正确，与他的学术职称没有必然关系。何况乡村是变好还是变坏，根本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退一步讲，即便是学术问题，博导就比博士正确？别的领域我不敢说，但是在我熟悉的经济学领域，博导水平比博士低的比比皆是。因为国内经济学教育在最近几十年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后来的博士生、博士往往更能掌握前沿的技术和方法。我非常赞同盛洪教授当年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一篇文章，其主要观点是：在学术批评中，我们主张第一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第二不要怀疑对方的智力。一个理论，只接受两种形式的批判，一是逻辑批判，一是经验批判。这么简单、朴素的道理，可惜我们中国人，即便是学者，有几个人能够坚守？

 

误区之三：使用双重标准。这大概是中国人最擅长的武器。对别人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新自由主义；要求别人是道德上的标杆，对自己则自私自利；今天喜欢你，就认为你做什么都对，明天不喜欢你，就认为你做什么都是错的。一方面，国人感叹现在的青年人没思想，不动脑，无主见；另一方面，一旦青年人发表了什么观点，又大力抨击，说人家“装”、“炒作”、“搏出位”。在中国说话真难啊！人家一个博士生，对乡村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何不可？这哪里谈得上“施舍怜悯”、“兜售国策”？你也太高看现在的博士生了，一介书生，你自己有这本事么？还一竿子打倒所有“文科博士”！

 

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最需要学习的一门课程，是逻辑学。懂逻辑，会讲理，尊重别人，在这些前提下，言论自由才有力量。别忘了，“民主”和“民粹”只有一字之差！

 

（本文写于2016年，2017年春节期间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