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制度成本推高物价》

聂辉华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按】这是一篇被“封杀”的稿件。5年前，我根据自己在美国的体验和思考，写了一篇经济随笔《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48辑）。没想到此文引起了轩然大波，据说还惊动了高层，这真是无心插柳啊。我当时的主要观点是，交易费用推高了物价。后来时寒冰和韦森进一步认为，是高税收推高了物价。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的税收那么高？因为政府运行成本（制度的交易费用）高。为什么政府运行成本高？因为大量的财富被浪费了，被贪污了，被转移到国外了。因此，归根结底，腐败是推高物价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个杂志约我写稿，我就将上述意思隐含地表达在文章中。结果保守的主编还是枪毙了这篇稿件。时下，大家对腐败问题深恶痛绝，中央也在高压反腐。我觉得，反腐败不仅仅是为了澄清吏治，巩固政权，也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福利。反腐败要让老百姓感受到实惠，最直接的就是应该导致税收减少、物价下降！因此，反腐败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应该在制度上深入、持续地反腐败（例如公示官员财产），而不能停留于短期治标。——聂辉华 2016年11月21日 风雪北京

一、“中国制造”为何在中国更贵？

如果一种产品在本地生产或组装，然后卖到外国，那么外国市场的价格应该比本地市场的价格更高。因为产品卖到外国市场，至少要增加运输成本、销售成本和其他出口成本（例如关税）。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相反的事情发生了。很多在中国生产或组装的产品，在美国却卖得比中国还便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双耐克运动鞋在国内要七八百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只需两三百元人民币；一套阿玛尼西服在国内要三万元人民币，在美国只需七千元人民币；一个苹果平板电脑（iPad）在国内要4000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只需3300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在中国卖得更贵，其实在几年前就是一个事实，但近几年的宏观环境将这个问题推波助澜。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收入缩水，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美国经济陷入低迷，但是物价反而更低。中国消费者对此感到格外困惑，困惑之余是愤怒，愤怒之余是抢购。于是，一批有办法的中国人纷纷到海外市场抢购“中国制造”，金额据说每年高达120亿元。

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卖得比中国还便宜？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很简单。我们不妨将一件商品的所有成本分为两个部分：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生产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生产设备、工人工资和企业管理的费用，交易费用则包括了其余所有成本，例如运输、销售、税收、广告和公关等费用。在中国生产或组装的商品，生产成本在中美两国之间应该是一样的，那么唯一的成本差别自然就是交易费用了。生产成本不变，交易费用越高，自然价格就越高，否则企业就不可能赚取同等的利润。同样是买一件衣服，在中国商场，消费者和商家要在生产成本之外分担17%的增值税、3%的营业税，以及进场费、广告促销费、上架费、展示费、管理费等（约占价格的8－10%），这样累加起来就多出来大约三分之一的“交易费用”。消费者和商家对这笔费用的分担比例取决于商品的垄断程度。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产品是完全垄断的，那么消费者将承担全部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将全部通过价格转嫁给消费者。相比之下，在美国商场，消费者通常只需要交3－9%的消费税，在有些州甚至不需要交消费税。因此，交易费用的差别会使“中国制造”的同一种商品在中国比在美国至少贵三分之一。如果该商品贴上美国品牌或国际品牌，那么在中国的价格还要包括品牌溢价，这部分可以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将交易费用和品牌溢价相加，“中国制造”在中国可以比美国贵将近一倍！

既然交易费用使得中美两国商品价格差别如此悬殊，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交易费用如此高呢？交易费用实际上是人与人打交道的费用，反映的是市场和政府运行的成本，这种成本最终由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和费用来负担的。但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从而有不同的交易费用。在这个意义上，交易费用其实反映了制度成本。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还不太完善，行政效率不高，资源浪费较多，腐败带来的损失比较严重，因此运行成本比市场经济和政治制度相对完善的美国要高。很多学者和媒体人士都看到了中国商品的税收和费用高，殊不知税费高正是源于制度成本高。中国的税收有70%来自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关税，而这些都是间接税，都可以通过商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中国商品能不贵吗？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每年能够减少9000亿元的“三公”支出、5000亿元的“维稳”费用和数以百亿的贪官财产转移，老百姓可以少交多少税费？商品可以减少多少交易费用？消费者可以得到多少实惠？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效的反腐败应该导致物价下降，让百姓普遍受惠。

二、中美物价对比为何如此悬殊？

除了“中国制造”在中美之间物价相差悬殊，网民们还发现，即使不是中国制造的商品，美国的价格也比中国的便宜很多。例如，在美国买辆奔驰E-320需要5万美元（约31万元人民币），而在中国需要大约一百万元人民币。然而，一些媒体也发现，对于有些商品或劳务，中国的价格比美国的更便宜。例如，在美国理发一次大约要20美元（约128元人民币），而在中国只需要20元左右；在美国乘坐一次地铁大约需要2美元（约12元人民币），而在中国只需要2元。“非中国制造”在中美两国之间究竟谁更贵呢？如何看待这种差别呢？

对于并非中国制造的商品或劳务，直接比较绝对物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都不相同，缺乏比较的统一基础。何况，中国2010年人均GDP才4000美元，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相差悬殊。合理的做法是比较相对物价，即物价占收入的比重。如果物价占收入的比重越高，那么就说明当地的生活成本越高，东西越贵。假设一个典型的美国工薪族年收入为5万美元，中国工薪族为3万人民币。仍以上述物价为例，美国奔驰车的价格为一年的收入，而中国奔驰车的价格为30多倍的年收入；在美国理发一次的费用为年收入的0.04%，而中国的费用为0.07%；在美国乘坐一次地铁的费用为年收入的0.004%，而中国的费用为0.007%。以上项目对比说明，中国的相对物价比美国高出一倍甚至十倍，显然中国的生活成本比美国高出很多。

这里有两个问题有待解释。首先，为什么美国有些产品或劳务的绝对价格看上去很贵？这些看上去很贵的东西通常是劳务，例如理发、吃饭、家政以及打印等，但是电子产品、电影等商品就非常便宜。我在波士顿大商场买了一件裤子，到一个菲律宾人开的小铺子里要求裁边。对方说要24美金，并且一个星期左右才能取。我只好带回国内，结果在便民市场里花了5块钱，5分钟就搞定了！根据经济学原理，生产成本由要素丰裕度决定。美国只有3亿人口，只有中国的零头，但是GDP总量却是中国的3倍。因此，美国的劳动力非常稀缺，自然劳务成本非常昂贵。而中国则相反，劳动力非常充裕，因此劳务成本很低。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会主要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美国向中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

既然美国的劳动力相对更昂贵，为什么劳务的相对价格也低于中国？单纯的要素稀缺原理无法解释这个问题，而必须回到前面提及的制度成本问题。价格低的直接原因是税费低，而税费低的根本原因是交易费用或者制度成本低。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成本很低，即便劳动力相对昂贵，也可以将劳务价格控制在较低水平。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成本很高，即便劳动力的直接成本很低，但是加上很高的制度成本，就会使总成本以及最终价格很高。因此，中国下一步深层次改革的关键，就是降低制度性成本，从依赖“人口红利”到依靠“制度红利”。

三、提升制度质量才是根本

无论是“中国制造”在中美两国市场上的物价对比，还是中美物价的相对价格对比，都表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除了直接的生产成本，间接的交易费用或制度成本会显著地影响商品或劳务的最终价格。正是因为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比较完善，减少了美国产品或劳务的间接成本，才导致了中美之间的巨大物价差别。对于中国来说，要减少这种跨国价格“剪刀差”，要减少由于海外代购导致的市场价值流失，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要继续通过革新技术和提高生产率来降低生产成本，保持直接成本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要通过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健全政治和法律制度，严厉打击腐败，减少各种资源浪费，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缩小间接成本的差距。惟其如此，中国货才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做到“物美价廉”。

 2011年10月初稿，2014年2月修改，2016年经编辑删改后发表于人民日报《环球人物》，2016年11月16日（总第335期），发表时题为《“中国制造”贵在哪里》。作者对本文内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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