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10学年，我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项目，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哈特（Oliver Hart）教授。回国之后，我经常写邮件给哈特，告知自己的近况。2014年春节，我告诉他，自己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刚成立的一个智库——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副院长。2015年感恩节，我告诉他，自己出版了一本企业理论的通俗读物《跟<西游记>学创业——一本人人都要读的管理秘籍》。哈特教授觉得这些事情简直不可思议，比出畅销书更令他好奇的是：一个严肃的书斋学者，如何面对智库工作的挑战？

然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并不奇怪。我告诉他，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在中国发生。这正是中国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令社会科学研究者着迷的地方。回到十五年前，我决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人大当老师；十年前，我决不会想到自己会去哈佛大学进修；五年前，我绝不会想到自己会负责“递折子”的智库工作；三年前，我决不会想到自己会出版财经畅销书。

光阴似箭，又如白驹过隙。明天是6月29日，正是人大国发院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日。创业之初，筚路蓝缕，惟有披星戴月，废寝忘食。依托人大最雄厚的社会科学综合实力，凭借国发院主要领导的雄才大略，人大国发院在成立两年之后，即因其突出的政策影响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入选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事实上，由于智库工作的特殊性，外界甚至低估了人大国发院的政策影响力。仅以我负责的内参工作来说，去年我们几份内参中的一份内参共刊登了46篇文章，其中16篇获得副国级以上领导人批示，这还是不完全统计。“知识改变社会”成了我们智库工作的独特动力。

然而，三年之后的今天，我并没有喜庆的心情，只是倍感孤独。因为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理解的工作。无论是在智库工作方面叱咤风云的青年先锋，还是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抗鼎一方的领军教授，对于我从事智库工作都扼腕叹息。他们认定我身负的使命不该如此，我这是在贴现自己的学术生命。另一方面，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质，不管取得多大成绩，都只能保持沉寂。

除了孤独，还有惘然。在中国，了解国情的人都知道，体制化和行政化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将所有读书人的才智紧紧地包裹进去。研究工作做到一定程度，每个青年才俊都必须在行政和学术之间进行微妙而艰难的权衡。对于很多青年学者而言，行政本是治学的不得已手段，然而一旦尝到了行政化的甜头，手段便慢慢变成了目的。我每每以此警示自己，但会不会哪天也成了自己批判的对象呢？我常常跟海外华人学者感慨，要理解大陆学者治学之艰难，成就之不易。

衡量你对一个选择是否满意，就看你是否感到后悔。人大国发院的工作占用了我相当多的学术时间，而时间对于学者来说是最宝贵的资源。但是，我还是会说，我并不后悔三年前的选择。与执行院长在明德广场上的五分钟聊天，就成为我参与组建国发院的原初动机。我也不后悔过去三年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毕竟不是每一个研究组织的学者都有机会亲身体验创建、发展和繁荣一个重要组织的过程。“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其实只有当过管理者的人或者经历过人生荣辱的人才能明白。世间的真理，其实都是正确的废话。有经验的人理解其“正确”，没经验的人只认为是“废话”。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所有的悲剧，都源于自己在“出世”和“入世”之间的艰难徘徊。入世成功，则藐视出世之人；入世不成，便羡慕出世之人；出世不成，便后悔没有早日入世。所谓家国情怀，不仅是失败者的自我慰藉，也是成功者的自我奖赏。今天的读书人，其境界仍然没有跳出《岳阳楼记》的情感范畴，真正做到“如入火聚，得清凉门”者，只有极少数彪炳史册的大人物。

生命是一个过程，丰富有趣的生命不是不在乎结果，而是在体验了种种过程之后最终能够实现合意的结果。一个人在耗费了宝贵的时光之后依然能够坦然面对结果，那只是因为他完全理解了自己的需求，并且彻底做到了“放下”那些无谓的需求。由是，一个真正放下的人，才能在失去很多宝贵的东西之后仍然找到合意的结果。

窗外，雨落幽燕，滴滴珠玑，彻夜清凉。

（作者聂辉华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本文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