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缺乏质疑的科学传统

　　聂辉华：占GDP的比值是2.05%，这叫所谓的研发密度或者研发投入强度，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投的钱绝对额已经占世界第二位了，这是超过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遗憾的是，这么多钱投到基础性研究的比较少，根据网上公开的数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三部分基础研究只占不到5%，大部分投在了第三阶段的实验和发展。不重视基础研究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越是高深的技术、越是影响长远的技术越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持，但是基础研究短期内又不能出成果，可能会经常失败，所以钱比较有限的时候不去投，但是我们有这么多钱了也没有怎么投，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基础性研究不容易出成果，不容易出成果就不容易被考核，不能被考核就没有证据，没有证据领导就看不到东西，他就不会投给你钱。研究领域，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也不好，国家对基础研究还是不够重视，这是一块。当然，现在比过去好多了，现在搞数学的人经常拿到一大笔钱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从全国来看跟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仍然不够。

　　最后，第六个因素是敢于质疑的科学传统，这部分跟文化有关，我们从小到大受教育的习惯就是老师出题、教材出题有唯一的标准答案，敢说跟标准答案不一样的，老师就会批评你，从小就没有一个挑战、怀疑的科学精神，长期以来都没有。

　　我跟别人经常讲，对比《论语》和苏格拉底跟学生的《对话录》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在苏格拉底那里是辩论式的对话，学生和老师是可以辩论的，而《论语》基本上是孔子在讲，学生在听，谁敢挑战孔子、谁敢质疑孔子?没有人，顶多是问一个问题，不解，我问一下。但是没人敢说，“孔子你说错了”，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两个书就能看到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不一样，也就是说人家在古希腊时代就有辩论传统，这叫科学精神。但是我们就没有，从小就没有，现在也没有，没有这样的环境，就不敢想、不敢创新，怎么做得到?这里面有政府的问题，比如自由思考的空间、保护产权的法律，但是也有企业的问题，市场结构、对基础研究的重视，跟企业跟政府都有关系，也有文化的问题，这里面因素很多，我觉得短期内要突破还是很困难的。

　　对后发国家而言，合法模仿是没有问题的

　　问：您刚才提到保证创新的一个重要因子是保护知识产权，但我注意到，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和模仿，真正原创性的东西并不多，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少山寨产品，甚至出现了山寨文化，按照熊彼特的定义，这些山寨当然不属于创新，但它们又确确实实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您怎么看?

　　聂辉华：我是这么觉得，只要不违法，其实模仿没有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而言，模仿是最简单的学习方式，而且成本低。另外，在模仿过程中会慢慢积累经验，比如腾讯QQ，最早模仿的是ICQ，一开始可能不知道用户的体验，但是它掌握了足够多的用户的时候，就根据中国人的习惯慢慢改，慢慢的越改越多就有点面目全非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一种创新，相当于是边际上的创新。怎么定义从零到一的创新呢?其实也不好定义，发明一种新的产品出来当然算，比如以前没有Facebook现在有了，没有谷歌到有了谷歌，这肯定是，但是苹果算不算创新，肯定算，可苹果的产品也不是一夜之间出来的，它当年的电脑也是有个演变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模仿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别的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也是这样。现在日韩的制造业很厉害，但它们当年也是模仿美国、德国走过来的，在办公自动化、汽车、相机这三个行业，日本和韩国对美国和德国模仿得特别厉害，日本至少现在大家认为是品质的保证，但是当年日本的产品也是质量差得一塌糊涂，如果你看过松下产品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传记，他就讲也是争口气。松下一开始的英文名字是national，为什么叫national呢?民族的、国家的，他就想给国家争口气，说明日本当时的产品质量也很糟糕；韩国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只要你一开始是正确的模仿，然后慢慢地鼓励创新，这些都不是问题。

　　另一方面，我为什么强调要“合法的模仿”，因为是不是合法本身这个东西也是有争议的。关于专利产权，一般法律规定可能是21年，当然，有些国家可能没有那么长，可能是10年，到底多长合适呢?专利保护有个最优的宽度问题，如果保护得太严了，可能阻碍别人创新，我写一个程序一辈子都不能被别人模仿那就阻碍了新技术的产生，但是保护得太短，又会伤害创造者，觉得收不会成本赚不了钱。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举个例子来说，微软当年一套office97就卖1997，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承受不起，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去盗版太正常了，为什么不能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把价格降一降呢?如果把价格降下来，把年限缩短一点有一部分人会买得起，就没有盗版了，所以有时候盗版是迫不得已的。我发现过去的学生经常用盗版软件，现在有些学生已经不怎么用盗版软件了，这是好事，因为价格便宜了大家用得起，用得起就不愿意盗版，说白了，用盗版未必是个品德问题，有可能是经济问题，我买不起嘛但是我要用，比如做作业怎么能没有office呢，但是office一套1997买不起，如果推出学生价97元就没有那么多人盗版了。所以这些问题要分开来看。

　　另外，在中国，像深圳，深圳一开始也是山寨到处都是，但是现在在所有中国大陆城市里面深圳可能是最具有创新意识的城市。所以，我觉得要历史地、辩证地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糟糕，关键是我们要鼓励合法的模仿、渐进式的创新。

　　中国要走出经济困境除了创新别无选择

　　问：在当前谈创新，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出现了疲软乃至萧条，于是下一个问题想请您谈谈创新对于经济走出困境的现实意义。

　　聂辉华：从短期看，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其实表明了政府的一种忧虑，为什么?经济增长在下降，经济形势在变差，但是在中国，因为劳动力人口多，保就业是第一目标。中国计算GDP增长速度，先要看解决多少就业，要解决就业需要多少政府投资，这些政府投资会带来多大的经济增长率，是倒算出来的。所以当一个政府喊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候说明经济形势确实不太好，就业压力非常大，否则干嘛鼓励大家创业，都找得到工作就不用创业了。

　　这么做短期内能有多大效果，我不是特别乐观，肯定不会有很大的效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呢?因为适合创业和创新的人就不多，现在鼓励学生创业，这个我不同意，学生创业根据调查研究表明成功率不到1%，100个学生去创业，99个都失败了，他们回学校怎么办?受挫了怎么办?破产了怎么办?心情不好怎么办?想不开怎么办?谁提供过这些教育?没有，一个学生没有市场经验、没有管理经验怎么创新?不是掌握了技术就可以创业的。

　　但是，要从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来讲，把创新驱动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也很赞成。为什么呢?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是个追赶型国家，要赶上别人一开始肯定是模仿别人，因为模仿别人就可以省去很多学习成本，最明显的是高铁，以前不断的改进，试了很多错、走了很多弯路，现在直接学最好的。你发现没有?北京的地铁跟高铁类似，几乎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全世界最早的地铁之一是波士顿的地铁系统，有100多年了，我的感受是波斯顿地铁根本没法坐，非常不习惯，摇摇晃晃的，地铁里也没有手机信号，远不如北京的地铁，这就是后发优势。

　　作为一个大国，在起步阶段、追赶阶段可以这样，但是将来不能这样，为什么呢?快追上发达国家的时候，跟人家差不多的时候模仿谁去?人家先进的技术也不会完全让你模仿，能模仿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一流的最核心的技术人家是不可能让你模仿的，这是国家竞争的零和博弈的性质决定的，所以越往后你的发展战略就应该从过去的脚跟脚step by step转向肩并肩side by side，过去是跟着别人的脚步走，现在要跟别人并肩战斗、并肩竞争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困境，除了创新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另外，从现实的角度讲，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跟发达国家比技术上没有优势，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劳动力成本上也没有优势了，所以现在中国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前面发达国家堵着你，没有创新的技术过不了那一关，后面一帮小兄弟跟上来了，像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印尼在某些方面的成本比我们低，所以像耐克搬到越南去了，现在很多外资企业搬出去很正常，因为中国劳动力贵了，为什么贵了?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了，这是必然的现象，这种情况下我们两边不沾边了，论技术比不过欧美国家，论劳动力成本比不过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那怎么办呢?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创新，所以，我同意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立为一种理念，但是做这件事也不要太急功近利，不是国家一倡导，大家就都得去下海，老师创业、学生也创业、全民都创业，这也是不对的。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政策经常是执行不到位，执行打折扣，李克强总理可能预计到要打折，所以就把它喊得响一点，相当于“取法乎上、得法其中”嘛，要是“取法其中”，可能就“得法其下”了。

　　问：其实实际上来讲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一个发展中国而言。

　　聂辉华：是的，创新需要很多条件的，前边讲的几个维度，目前我们都不是特别具备，所以，短期内我们不太可能在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几十年前我们就喊出过“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个转变其实就是要提高技术创新的力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嘛，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如果创新那么容易的话大家都去创新了，创新就不叫创新了。所以创新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个成功概率很高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喊出这种口号的同时我们要有备案，创业失败怎么办、创新失败又怎么办，不做好备案，地方政府盲目鼓励创新和创业是不合适的。

　　创新(创业)都挤在“互联网+”上也不好

　　问：提到创新，在目前一个热门的话题是互联网+，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作何看法?

　　聂辉华：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互联网+是个新概念，追逐新概念容易吸引眼球，传统行业利润微薄，说你是个新的行业，新的行业大家都不熟悉，这样至少有个可能性，包装的时候有卖点，投资者也觉得“这个也许有希望”;

　　第二个原因跟目前的产业格局有关，各个行业要么竞争特别激烈，竞争不激烈的一定管制得很严，想来想去就互联网这块管的最松，弄一个APP就可以买卖东西，政府不怎么管这块，你会发现凡是政府管得少的发展就比较快，而且因为是互联网是相对新的领域，竞争没有这么激烈。

　　第三个原因是成本低，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干任何一个行业都很困难，但是写一个程序弄一个APP可能不需要花多少钱，而办个微信公众号就更不需要什么花费了。在国内，具备以上这三个因素的不多，也就互联网+。但是从创业本身来看，其实互联网+只是一种手段，像过去没有互联网，电话、电报、电灯怎么发明出来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创新不一定要依赖互联网。但只是因为在当前，互联网已经相对成为一个基础性手段，对于技术发展来说，新知识新技术非常重要，而互联网极大的加速了知识和技术的流动，所以依托于互联网会加速创新的过程这个我不怀疑，但是我并不认为互联网是唯一的手段。

　　我最近在看《褚时健传》，我发现褚橙在进入北京之前，在网上卖之前人家已经很火了，你说它跟互联网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所以互联网只是推波助澜的一种手段，我甚至不认为它是一种必要手段，而且大家都挤在“互联网+”上，不好。这又变成一种传统行业了，竞争又激烈了，又重复建设了。

原载于：共识网，2016年3月18日的头版头条　作者：聂辉华，凌绝岭/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