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带上了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后来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放宽，于是这些企业纷纷摘去红帽子。但是，近年来一些相反的现象却在发生，一些民营企业又主动戴上“红帽子”。这是为什么呢？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构建新型政企关系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这篇文章揭示的现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折射了中国复杂的政企关系，值得关注。——楼兰君 2016.3.19

民营企业为什么要戴上“红帽子”？

——基于行政壁垒的一个解释

文/张雨潇  方明月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因订单缩水、资金断裂等问题陷入困境，而此时国有企业却凭借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投资和银行信贷一路向多个行业、地区高歌猛进。一时间，关于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大举并购民营企业是否意味着国进民退”的讨论在经济学界引发热议。事实上，类似的民营企业“国有化”现象早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就屡有发生，甚至在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也有大量的民营企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戴上“红帽子”。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民营化成为1980年代以来的主流经济思潮的背景下，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还要戴上“红帽子”？

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尤其是在普遍经历了民营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收购民营企业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例如，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后，通过打击金融寡头、将其资产收归国有，以便在重点行业推进以“再国有化”为重要特征的产权调整。然而，虽然关于“政府收购民营企业”或“国进民退”的社会讨论很多，但揭示其原因、结果、缺陷的学术研究却很少；虽然从各方面关注民营化改革的学术研究很多，但关注民营企业“国有化”现象的文献却很少。据我们所知，由于缺乏研究民营企业“国有化”问题的系统理论，现有文献主要使用相关领域的理论来研究此问题，包括国有股权理论、政府私有化的动机理论等。这些理论无一例外地从政府的角度分析了民营企业“国有化”的原因。由于政府往往通过控制国有企业或者其他类型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因此收购某一家民营企业股份的动机可能比较复杂、且依赖于研究者对政府目标的认知，即政府扮演的角色究竟是“帮助之手”还是“掠夺之手”。然而，这些为数不多的现有文献普遍忽略了企业本身在“国有化”过程中的作用。正如俗话所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国有化也不仅仅是政府的单方面行动。一方面，“国有化”普遍以国有资本收购民营企业股份的市场化形式进行，政府的意志必须以市场化手段作为载体来实现；另一方面，蒙牛主动投奔中粮的案例证明了“国有化”同样可能是企业意志的表现。

与现有文献强调政府角色的视角不同，本文对中国1998-2007年间的“国有化“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分析，并从行政壁垒的角度为中国民营企业“戴上红帽子”的动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的解释。首先，我们揭示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国有化特征事实。从空间上来讲，中国民营企业的“国有化”现象具有显著的行业和地域特征。一方面，“国有化”比例较高的行业并不完全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垄断行业；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区的“国有化”水平差别很大，且“国有化”在地区间的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企业特征上来讲，“国有化”企业与非国有化企业本来就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国有化企业的销售额、工人人数、补贴率、税负与资产负债率都显著高于非国有化企业，这说明企业的特征与其被国有化的可能性有很大的相关性。

然后，本文从行政壁垒的角度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国有化”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对于正经历市场化转型的中国来说，以行政壁垒为表现的政府管制存在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大量文献已经指出，当政府行使其行政权力来实施管制或分配资源时，往往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区别对待。例如，国有企业时更容易获得由政府主导配置的金融资源和稀缺资源、民营企业在正常经济活动中常常遭遇各种只针对民营企业的行政壁垒。因此，面对政府设置的有针对性的行政壁垒，民营企业有激励通过戴上“红帽子”来获得政府认同，从而克服行政壁垒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影响。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假说H1：其他条件不变，地区或行业的行政壁垒越高，民营企业“国有化”的可能性越大。此外，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民营企业被“国有化”的动机与政府目标紧密相关。关于中国各级政府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控制和管理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本的主要目标可能是通过高利润、高税收、或其他行政干预手段来最大化其预算约束。当政府选择民营企业进行“国有化”时，将使用“择优而取”的原则，即更倾向于国有化那些利润率高的民营企业。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假说H2：其他条件不变，民营企业的利润率越高，被“国有化”的可能性越大。

最后，我们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的数据对以上假说进行了检验。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是行政壁垒。然而，行政壁垒大多数是隐形的，因此难以客观衡量。绝大多数实证研究中都使用国有经济比重来作为行政壁垒的代理变量。这是因为国有经济比重与行政壁垒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一方面，基于所有制歧视的行政壁垒越严重，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就越困难，因此国有经济的比重就越高；另一方面，国有经济比重高的行业和地区，国有企业更有能力形成利益集团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有激励限制民营经济发展来保护国有经济，因此政府往往设置较高的行政壁垒。基于类似的思路，我们使用行业或地区中国有企业雇佣工人的比例来衡量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行政壁垒。这是因为，保证就业是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目标、也是各级政府交给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当某行业或某地区中国有企业雇佣工人很多时，政府有激励设置针对民营企业的行政壁垒、保护国有企业发展、从而保证就业。我们的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狭义的“国有化”（即企业由民营性质变为国有性质），还是广义的“国有化”（即企业的国有持股比例上升）都与地区行政壁垒和行业行政壁垒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行政壁垒越高，民营企业“戴上红帽子”的可能性就越大，并且地区级别和行业级别的行政壁垒的作用几乎同样严重。此外，广义与狭义的“国有化”都与企业的利润率显著正相关。虽然在平均意义上，国有企业的利润率要低于民营企业，但却是那些利润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发生“国有化”的概率较大。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在“国有化”过程中的选择标准是“择优而取”，而不是帮助困难企业。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本文的主要结果保持不变。

张雨潇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方明月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本文首发于《经济学动态》杂志微信号（jjxdt-jjs）。

参考文献：

张雨潇、方明月，2016，《民营企业为什么要戴上“红帽子”——基于行政壁垒的一个解释》，《经济学动态》，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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