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从农村回帝都的路上，微信朋友圈满屏都是“姓什么”的新闻或诗歌，我甚为惶恐：不知道离京的几天，自己究竟错过什么，会不会跟不上形势？于是，我翻箱倒柜，赶紧找出一篇关于经济学界姓什么的老文章，以飨读者。不然，很多人怕是要取消关注了，掉粉的心理落差很大的......

【导读】在经济学界，按照国际惯例，合作论文署名时一般按照作者姓氏音序排名。这意味着，如果你姓党（Dang），在所有合作者中，你有90%以上的概率排在第一名。如果你姓艾（Ai），那么你甚至有99.9%以上的概率排在第一名。万一姓赵（Zhao）呢？别怕，除了国际惯例，我们还有中国国情，可以按照作者贡献或者职位大小排序。因此，如果你官足够大，姓赵照样可以排第一。

人这一辈子，有很多东西是生下来就注定的。例如，性别、种族、姓氏等。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一个人的成败得失与注定的东西关系不大，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是公平的社会；反之，如果一个人后天再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先天因素的束缚，那么这样的社会一定是不公平的。好比说，如果一个黑人再怎么努力也难以取得白人那样的成功，那就说明这个社会存在种族歧视；如果一个农民再怎么有钱也无法享受城里人的待遇，那就说明这个社会存在户口歧视。姓氏也是天生注定的，那么姓什么会影响一个人成为经济学家吗？乍看上去，姓氏与一个人的经济学成就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趣的是，姓什么还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经济学地位！

一、“姓氏歧视”在美国

经常翻阅英文经济学报的读者不难发现，多数论文有多个作者，而作者的排名通常是根据姓氏（surname）的打头字母排序的。我们在引用多个作者合作的研究成果时，也通常是根据音序来称呼他们的组合。例如，当今最火爆的经济学家、2005年克拉克奖章得主Daron Acemoglu的姓氏打头字母为A，因此他和Johnson、Robinson等人合作论文时，署名顺序从来都是AJR。1999年克拉克奖章得主、哈佛大学教授Andrei Shleifer尽管也是名气冲天，但是他和La Porta[①]、Lopez-de-Silance、Vishny等人合作发表论文时，排名顺序均为LLSV，俗称公司治理领域的“四人帮”。在博弈论领域，还有一个著名的“四人帮”——KMRW，因Kreps、Milgrom、Roberts、Wilson四人于1982年在《经济理论杂志》（JET）同时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模型而得名。专家统计发现，从1980年到2002年，在《美国经济学评论》、《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政治经济学杂志》（JPE）、《经济学季刊》（QJE）和《经济研究评论》（REStud）这五本顶级经济学学报上，大概一半的论文是多人合作完成，其中88％的论文作者根据音序排名。

但经济学论文署名的顺序并非一贯如此。在1980年代之前，合作论文的署名并无普遍规律，既有按照贡献大小排名的，也有按照音序排名的。我利用JSTOR数据库检索了1970年全年的《美国经济学评论》（AER），发现在多人合作论文中，根据音序排名的文章数量和不根据音序排名的文章数量大致相等。

如果按照26个字母的顺序排名，那么姓氏打头字母在合作者中相对靠前的人，很自然地会受到更多的注意。尽管有少数论文会在题注中注明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但是通讯作者有时仅仅是为了便于联系，而不一定代表主要贡献者。在“眼球经济”时代，一个人的地位由其注意力决定。那么，那些姓氏打头字母相对靠后的经济学者或经济学家，是否受到了“姓氏歧视”（alphabetical discrimination）？

这似乎是一个蛮八卦的问题，但是斯坦福大学的Liran Einav和加州理工学院的Leeat Yariv两位经济学家偏偏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严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并且将成果发表于大名鼎鼎的《经济展望杂志》（JEP）（2006年第1期）。两位作者以美国35个顶尖经济学系的正式教员（faculty）作为研究样本，将教师的姓名根据音序排名，从A到Z分别赋值为1到26，再以“是否获得终身教职（tenured）”、“是否成为计量经济学会院士（fellow）”[②]以及“是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或克拉克奖章”等三个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与否。

Einav和Yariv发现，在全美前10名的经济学系[③]中，姓氏打头字母越是靠前的人，明显地越是容易获得终身教职，明显地越是可能成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员，稍微不太明显地更容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或克拉克奖章。也许有人认为，这可能跟国籍、信仰等其他因素也有关系。于是，两位作者又将国籍、种族、宗教信仰等其他因素控制住，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是，当作者将样本数量增加到全部35个经济学系时，发现这种差别逐渐消失了。接着，作者又以美国35个顶尖心理学系教员作为样本。心理学领域的论文署名通常是根据贡献，而不是根据音序。结果发现，姓氏位置和是否得到终身教职无关。

Einav和Yariv的研究表明，在美国顶尖经济学系确实存在“姓氏歧视”。姓氏打头字母越是靠前，真的就越是容易成功！那么，为什么这一现象在前10名以后的经济学系不明显呢？因为第一流的经济学系更看重教师的影响力，而不是单纯的发表数量。一般地，如果两人合作发表一篇论文，那么每个人算半篇或者“根号2除以2”篇。也就是说，合作发表论文并不会影响自己的发表数量，但是潜在的影响力对于排名前后不同的作者显然是不同的。比如，当我们谈及AJR团队时，首先提到的是Acemoglu，甚至毫不留情地简称为Acemoglu et al，似乎Johnson、Robinson在其中不足轻重，这对排名靠后的作者显然是不公平的。此外，我们在文章末尾罗列参考文献时，也都是根据音序排列。显然，姓氏越是靠前的作者，得到的眼球越多，影响力就越大。怪不得香港著名评论家林行止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开玩笑说，只有姓氏打头字母排在26个字母的前13个，才有可能成为著名经济学家。（鄙人姓聂（NIE），刚好是第14个，这......咋办？）

二、如何消除“姓氏歧视”？

当然，理性人决不会坐以待毙，因为“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曼昆）。如果姓氏真的会影响自己成为经济学家，那么一个想在经济学界出人头地的人就要考虑一下发表策略了。

一种办法是，跟姓氏打头字母比自己靠后的人合作。如果你也姓“Shleifer”，你就不要老是跟La Porta、Lopez-de-Silance这两个姓的人混在一起，否则肯定吃亏。[④] 当然，如果大家之间确实能够实现优势互补，那么就不妨合作一下。有趣的是，Einav和Yariv发现，在四人及四人以上的合作团队中，这一猜想得到印证，但是在四人以下的合作团队中却不明显。另一种办法是干脆单干，这样自己横竖都是第一作者。当然，在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这需要超凡的能力。譬如，通常你不但需要擅长建模，还要会做计量检验，还要熟悉相关领域。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干脆改名，起一个像Acemoglu或Aghion那样带“A”的名字，这样你跟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合作，都可以高枕无忧地做第一作者。当然，那得要对方不计较排名靠后才行呢。

要消除姓氏歧视，光有个人行动还不够。Einav和Yariv呼吁经济学界集体行动起来，特别是掌握着重要资源的学术期刊，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例如，拒绝使用诸如Acemoglu et al这样的简略署名方法；将每一个完整的参考文献索引按照在文章中出现的顺序放在当页脚注下，而不是按音序统一放在文章末尾；或者像多数其他学科一样，根据作者贡献排名，而不是外生的音序排名。问题是，排名可不像Einav和Yariv所说的那么简单。不信的话，请看下面的分析。

三、哪种排名方法更公平？

概括起来，大概有四种排名方法。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这四种排名方法的利弊，并且特别考虑中国的具体环境。

第一种是按音序排名。前面说过，国际经济学界自1980年代以来已经将其作为约定俗成的规则了。至于是何种原因驱使，感兴趣的读者自己可以去研究。按音序排名的弊端是可能造成姓氏歧视，但是其好处前面还没有提到。按音序排名的最大好处是减少了合作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因为合作者再也不必为排名先后而发生纠纷了。这样显然有利于鼓励团队合作，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其意义不言而喻。

第二种是按贡献排名。这看上去是最公平的，因为贡献越大，排名越靠前，影响力也越大。问题是，确定贡献的成本有时是非常高的。在一个多人合作团队中，要确定最主要的贡献者也许不难，但问题是如何确定剩下的几个作者的贡献大小？学术研究不是简单的流水线生产，而是一个高度专业化但又高度一体化的团队生产。熟悉企业理论的人都知道，团队生产的困境就在于搭便车问题。如果能够清晰地计算每个人的贡献，那么为什么不让每个人单干呢？所以，为了解决贡献分割问题，就得再引入其他排名方法，从而带来一系列问题。

第三种是按等级排名。例如，领导、导师、师兄或师姐通常排前面，年纪大的通常排前面。中国一向注重尊卑有序，因此毫不奇怪，这种排名方法在大陆经济学界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也因此，中国大陆经济学界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姓氏歧视问题。但这种排名方法问题很多。学生跟导师合作发表论文，如果不论贡献大小，一律让导师做第一作者，这固然体现了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但是也意味着让导师承担了额外的风险。万一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犯了导师难以察觉的错误，那么作为第一作者的导师如何让外人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呢？另外，这种做法也不利于年轻人的成长。学术的灵魂就在于创新，在于挑战权威。如果学术成果的署名依然根据尊卑来排序，这无异于作茧自缚。

第四种是轮流排名。如果甲乙两人合作，第一篇甲先乙后，则第二篇乙先甲后。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可以避免上述三种方法的所有弊端。但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当合作者不固定，或者是两个以上时，难以防范合作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当甲有好的想法时，他可能倾向于单干或者找一个第二作者合作，而没有想法时则希望和有想法的人再度进行“捆绑销售”。此外，为了平衡做第一作者的次数，可能会限制了合作团队的优化组合。还有，这种方法难以排除某些人相互署名的搭便车行为，以至于国内一家刊物明确规定不接受多人合作的论文。窃以为，这多少一点削足适履的感觉。

综合比较一下，考虑到中国经济学界尤其需要鼓励团队合作和打破权威垄断，我认为按音序排名是次优的，没有最优的方法。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国内科研院系在评价学术成果时，仍然只看中“第一作者”，而漠视其他作者的贡献，那么合作者就没有足够的激励来按照音序排名。除了传统文化的禁锢，不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同样难辞其咎。[⑤] 在这方面，国内一流经济学院系应该率先垂范，积极与国际主流标准接轨。不过话说回来，在接轨尚未完成之际，年轻经济学者之间在合作发表论文时，如果难以确定贡献大小，那么轮流排名是最佳的办法。毕竟，年轻人有未来，重声誉，更容易克服轮流排名的弊端。

注释：
[①] 注意，Rafael La Porta教授是阿根廷人，其姓氏为La Porta。
[②] Follow不是普通的“会员”（member），我将其译为“院士”。截至2006年10月，计量经济学会共有“院士”601位，但吸收会员则比较随意。
[③] 这些经济学系所在的10所大学依次是：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MIT、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柏克利加州大学、宾州大学、西北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
[④] 我这里只是举例说明观点，并无意冒犯哈佛大学Andrei Shleifer教授。
[⑤] 关于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学的束缚，可参考笔者上一期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人多经验而少理论？》，《经济学家茶座》总第27辑。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第28辑，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