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

    美国时间11月23日，世界著名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教授与世长辞，享年95岁。诺斯教授的主要贡献包括：（1）将定量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史领域，开创了新经济史学这个全新的领域；（2）通过经济史的分析，研究了产权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宏观基石；（3）从多个角度探究了制度的演化以及国家的起源，丰富了国家理论。

    与经济学的其它领域不同，制度经济学界的创新型成果，未必主要体现为期刊论文，而可能体现为专著。因为制度问题非常复杂，一篇论文难以包容，必须通过专著才能展开分析。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巨擘威廉姆森（Williamson）教授就是以几本巨著闻名的。诺斯教授也有几本著作广为人知：《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理解制度变迁》以及晚年的《暴力与社会秩序》。

    昨天，有几个媒体邀请我为诺斯写纪念文章。我觉得诺斯的思想博大精深，浩渺无边，我一直在学习之中。加上人大国发院事务较多，我无暇下笔。上次“聂氏政经评论”（ID: RUC_NIE）进行过一次调查《请问您最想从“聂氏政经评论”上看到哪些内容？》，结果18%的投票选择了“制度经济学笔记”。为此，我决定分几次与大家分享几篇关于诺斯教授论著的读书笔记。这些读书笔记是当时即兴而写，现在看来未必都非常准确、严谨，仅供读者参考。谨以此纪念诺斯教授！——楼兰君 2015年11月25日

North（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本书是诺斯的标志性作品，阐述了作者对经济史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解。

第一章 论题

    解释经济绩效的制度理论的基石有三块：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产权理论用以解释使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社会收益相等的个体激励，国家理论解释产权的界定，而意识形态理论解释集体行动。我个人认为，集体行动难题是人类永恒的、最大的难题。Olson（1965）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分析了这个难题，并认为这是导致国家兴衰的原因。马克思将阶级斗争理解为社会变迁的动力，但是简单地忽略了搭便车问题。新古典假定人是完全自利的，这难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有利他行为，为什么会回避自我利益而服从社会规则。因此，作者认为需要一个超越成本－收益个人主义计算的意识形态理论。

    顺便说，在这本书里，诺斯提到了制度的定义。North (1981) defines institutions as “a set of rules, compliance procedures, and moral and ethical behavioral norms designed to constrain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in the interests of maximizing the wealth or utility of principals”( pp. 201-202). [转引自Glaeser等（2004，JEG）]

第三章 新古典国家理论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中文版第20页）“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中文版第21页）

    关于国家的起源，存在两种理论：契约论和掠夺论。前者由Hobbes（1651）创立，认为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正常国家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愿缔约，用部分权力限制换取保护和公正的过程。当然，拥有暴力的国家可能会变成“利维坦”（怪兽）。掠夺论由马克思主义学者发展，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诺思认为，契约论强调了缔约的共同收益，但忽略了社会成员的利益冲突；而掠夺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诺斯自己提出“暴力潜能分配理论”，认为可以将两者统一起来，即国家具有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面，又具有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另一面。诺斯认为，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的平等分配，而掠夺论假定不平等的分配。我不同意诺思的判断。我认为，契约论和掠夺论的分类标准是是否坚持了缔约自由，而不是国家的目标函数。从博弈论的角度讲，契约论必须满足参与人的参与约束，而掠夺论不管这些。契约论也可以假设统治者是最大化个人利益，例如Acemoglu。至于霍布斯的原意，我觉得他态度暧昧。霍布斯虽然承认存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但是他认为君主政体相对于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而言，这种利益的冲突程度最小。基本上，可以认为霍布斯坚持公共利益之说。其实，我觉得Olson（1993）的“坐寇论”倒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

    经济史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存在无效率的产权。国家理论的三个基本假设：第一，国家通过提供保护和公正来换取收入，这种国家服务具有规模经济；第二，国家试图像一个带有歧视的垄断者那样使国家收入最大化，为不同的选民集团设计不同的产权；第三，国家存在竞争对手，因此受约束于选民的机会成本。诺斯指出，“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中文版25页）尽管存在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但是只要相对价格的变动没有改变本国选民的机会成本或竞争国的相对地位，那么经济停滞的国家就可以长期存在。

    小结：第一，搭便车解释了历史上国家的稳定性；第二，制度创新来自统治者而不是选民，这是因为后者存在搭便车问题；第三，革命是由统治者的代理人、竞争者或列宁主义者式的少数精英发动的宫廷式革命；第四，统治者会将规则设计得革命机会最小化。第三、四两点正是Acemoglu（2005）的主要命题，这再次说明，Acemoglu很难超越诺思！

    当然，诺斯没有满足于搭便车的解释，于是他接着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

第五章 意识形态与搭便车问题

    诺斯认为，新古典模型在其行为函数内有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既假定福利最大化又假定存在霍布斯主义的国家模式。我想，这类似于“看不见的手”和“囚徒困境”的矛盾。一些大的团体行为和非自利行为的存在表明，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不是说行为是非理性的。个人效用函数远比新古典理论迄今为止体现的简单复杂得多，它嵌入了各种规范、道德等制度结构。我们需要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学理论。这里的“意识形态”主要指信念（世界观）、伦理、道德以及信息等。意识形态的差异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专门化。更为关键的是，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对合理性的投资是苏联和中国社会更为突出的投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显然清楚搭便车问题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所带来的非常现实的问题。从随机观察中可以发现，个人在成本－收益计算中仅以获得更多尊严作为利益取向的行为模式是广泛存在的。正如熊彼特（1948）所说，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同样带有意识形态观念。

    我理解，诺斯（1973）不承认低效率的产权存在，接着（1981）认为这归咎于统治者的偏好冲突和环境的固化（要素相对价格不变），然后（1990）认为路径依赖和有限理性（主观主义）导致了低效率的制度，最后（2005）进一步将根源追踪到不确定性和非各态历经的环境。

参考文献：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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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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