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和贾瑞雪合作的这篇英文论文，从写出初稿到接受发表，历时四年，修改了至少40个版本。今年5月初世界著名经济学期刊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经济与统计评论）决定接受。这是2006年以来我们提出的“政企合谋”分析框架的研究成果之一。以下是“政见”提供的通俗性简介，以后有机会我们会专门介绍文章背后的技术逻辑和发表经历，相信对中国青年经济学者会有启发。——聂辉华 2015年10月14日

政见（CNPolitics）观察员 马亮

中国是煤矿事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中国会发生如此多的煤矿安全事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贾瑞雪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研究发现，政企合谋是导致矿难频仍的根源。

研究显示，安全生产监管权限下放，使官煤勾结变得更加容易，并导致煤矿死亡率大幅提高。监管权下放使每生产一百万吨煤炭的死亡人数增加0.7人，相当于使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提高25%。

一、安监体制与矿难

中国的煤矿安监体制，大体经历了集权、分权和再集权的三部曲。

1998年3月，煤炭工业部被撤销，国家将由其主管的所有94家国有重点煤矿的监管权限，都下放给了省级政府，为官煤勾结创造了便利条件。2001年2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成立，煤矿安全监督管理权被重新收归国有。2005年，国家安监局升格为国家安监总局，成为正部级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安全监管得以进一步集权。

研究者收集了1995-2005年22个省的国有重点煤矿数据——所以，1995-1997年和2001-2005年属于安全监管集权时期，而1998-2000年属于安全监管分权时期。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时期内的百万吨煤矿死亡率平均为2.38人，集权时期的死亡率仅为2.21人，而分权时期的则高达2.84人。

这一结果容易理解：在分权阶段，由于安全监管权限下放，使监管机构与煤矿企业的距离拉近，无形中创造了官煤勾结的条件。

二、省长籍贯与矿难

研究者还发现，如果负责安全生产工作的副省长是本省籍的，那么该省在分权时期的煤矿死亡率会进一步攀升，平均达到2.96人，而外省籍的则仅为1.94人。

这一结果背后的逻辑是：煤矿企业更容易同本地籍贯的监管官员建立人际关系，进而“打通关节”而形成合谋。

由此可见，无论是监管权下放还是本地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都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并有利于培植政企合谋的社会基础。

三、媒体监督与矿难

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利用手头的数据进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分析。

他们使用各个省份的报纸种数和发行量数据，考察了媒体监督对揭露官煤勾结的作用。结果显示，无论是报纸的多样性增强，还是覆盖面扩大，都可以对煤矿死亡率产生抑制作用。换言之，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得到了数据支持。

研究者还利用煤矿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政企合谋使煤炭产量大幅增加，但矿工福利却没有得到显著改善。换言之，不断恶化的安全生产环境并没有为矿工带来工资和福利的增加。

总体来看，这项研究表明，监管机构与煤炭企业之间的“官煤勾结”，是导致煤矿死亡率攀升的主要原因。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领域，适度的集权可能有利于规避官煤勾结。改土归流，打破人情社会的魔咒，也有利于避免监管官员被侵扰和腐蚀。与此同时，新闻媒体监督和职工参与管理，都是改善安全生产状况的重要手段。

政见团队此前曾介绍聂辉华的另一项相关研究，题为《“两会”的政治周期与矿难的发生逻辑》，可以对照阅读。

参考文献

Jia, Ruixue, & Nie, Huihua. (2015). 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coalmine death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forthcoming.